水产社会：儿童被拐成灾，解放前历史重现

宝贝，回家--- “打拐总动员”的现实与希望

那些瞬间失踪的孩子

“买辆来历不明的摩托车都要受警方警告，或是被拘留，买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就愣是没人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广东东莞、潮州、汕头报道

满脸倦容的陈凤雕在宾馆角落里的慈善募捐箱旁站住了脚，从裤兜里摸索出两张一元纸币，塞了进去，“为孩子积点儿德吧。”她幽幽地叹了口气。

儿子丢失的8个月里，陈凤雕执拗地重复着这一颇有些私心的善举，然后等待奇迹出现。

一旁的邓惠东显然没有替儿子积德的打算。这个隐忍的广东女人更愿意靠自己的力量找孩子。说起儿子叶锐聪，泪水又会不自觉地溢出，目光却坚定依旧⋯⋯

失子之痛

2007年11月12日下午5点左右，家住东莞的邓惠东打算给儿子冲凉。刚放出来的水有些烫，她想等水晾凉些。

“妈妈，我能抱聪仔仔出去玩吗？”8岁的女儿忽闪着大眼睛恳求。邓惠东同意了，并推出家里的脚踏车让女儿骑着。邓告诉本刊记者，一个8岁的孩子要抱起一个20斤的孩子，是很吃力的。

邓倚着门框，眼看着两个孩子出了家门。

门外，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不远处。两个孩子刚迈出家门，面包车就开始缓缓向后倒。女孩怕弟弟被车撞到，弯身抱起了9个月的叶锐聪。邓惠东依旧倚在门口看着两个孩子，她判断车不可能撞到孩子。

面包车继续倒着，靠近两个孩子身边时，车门蓦地打开，女孩手中的男婴被一把抢过去⋯⋯短短几秒钟，所有事情足以改变。

受了惊吓的女儿嚎啕大哭，邓惠东下意识地大叫着追了上去。停在路边的一辆教练车听闻呼声，赶紧帮忙去追，却跑错了方向。邓惠东疯了似的跳上一辆摩托车，仅有的理智告诉她，要报警。她拨了110。

此时，白色面包车还在她的视线范围内。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找儿子成了邓惠东全家的唯一信念。这个弱小的女人变得坚强起来，她走遍了潮汕地区的各个角落，不断地印发寻人启事，间或和其他家长上访，以引起高层重视。在一些家长和志愿者口中，这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儿子没找回来，再多的赞誉也是徒劳。邓惠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叶锐聪被抢失踪后，他们夫妻俩和孩子的爷爷奶奶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像是陌生人一样，“面对他们，我们觉得内疚，没看好孩子。”同样自责的还有邓惠东的小女儿，“她以前每天晚上都和我一起睡的，自从弟弟失踪后，她没跟我睡过一个晚上，怕我怪她。每次看到我拿着包出门，她就会哭着跟我说，‘妈妈，你又要去找聪仔仔呀？你不要去了，聪仔仔长大后自己会回来的。’ ”

叶锐聪丢了将近一年时，惠州人陈凤雕4岁半的儿子黎俊宏丢了。叶黎两家，仅隔一条东江。

2008年10月9日晚上，黎俊宏因为睡不着觉，说要出去骑自行车玩会儿。到了10点半，陈凤雕出门喊儿子回家，“我再骑一圈。”这是黎俊宏留给妈妈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圈出去，他就没有再回来。

当晚，陈凤雕报了警。2009年4月23日，警方第一次到陈凤雕家走访。

孩子丢失后，陈凤雕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洗他床上的东西，总想把这股气息留得更久些。“我现在的心一半跟着儿子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另一半已经死了。”她的目光依然游离着。8个月中，她内分泌严重失调，体重一下长了10斤，月经只来了两三次，“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就一个人往东江边上走，一心想着死。马上到东江的时候，被老公硬拽了回来，回到家他把我打了一通，说让我清醒些。那天晚上我们商量好了，都不死了，一起等儿子回来。”

和邓惠东一样，陈凤雕也有一个懂事的女儿。“弟弟出事后，她从来不敢跟我提弟弟，怕我难过。有一天我翻她书包时发现，里面放着很多弟弟的照片，我当时哭得要命。”

2009年3月20日，是黎俊宏5岁生日。公益寻子网站“宝贝回家”为黎俊宏举办了网上生日会。那一天，陈凤雕再一次哭得昏死过去。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家长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潮汕地区某派出所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贩卖儿童的案子，破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家长们的理解。”

“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

孩子丢掉的第四天，邓惠东在派出所跪下了。

那一天，邓惠东跑到当地电视台，想播寻人启事。寻人启事的价格是200元一次，邓惠东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打算每晚播4次，想着没准能有人发现什么线索。电视台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前提是要求有公安的证明。

“我去派出所开证明，不给开。我跪到地上求他，还是不肯。”邓惠东说，“他说这是刑事重大案件，如果播出来的话影响很大。我求了他半天，最后还是没同意。”

“几乎每个家长都给警察下跪过。我们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他们说没线索。我们有了线索提供给他们，他们又不肯去。”陈凤雕说，“他们出动一次，能顶上我们在外面跑半年。”

对于这些家长的说法，5月14日，东莞某派出所民警在走访失踪儿童家长时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他并不否认，“有些线索，（警察）想跟的就去跟，不想跟的就不管。这些情况在以前确实存在。”

第五次全国“打拐”展开

寻人启事、条幅、易拉宝几乎成了每个失踪儿童家中的必备物品。寻人启事是用来满大街张贴的，后两种物件则是用来上访的。

“我们是想依靠政府，让他们帮我们找孩子。”陈凤雕说，“但如果基层政府不帮我们，我们就只好让更高层的领导关注我们的事情。”

终于，第五次全国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专项行动展开。4月9日，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拐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张新枫在公安部会议上表示：“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活动近期在不少地方又重新抬头、发展蔓延。”

东莞市公安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东莞共立拐骗、拐卖儿童案件243件，侦破122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18人，解救儿童138名，发案呈下降趋势。

“东莞是失踪儿童的重灾区，光我手上有名字和联系方式的就有一两百人。”邓惠东向本刊记者透露。

东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宣传科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4月以来，东莞又破获了4起拐卖儿童案，其中一起是积案。5月5日，东莞市公安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数家媒体对此做了详尽报道。

不少家长反映，打拐专项行动开始后，他们确实看到了警方的努力。

5月15日下午，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对失踪儿童黄媛的父母进行走访。“我上午去找了东城公安分局的一个副局长，下午就派人来了。2009年4月27日那天，东城公安分局的正副局长都到我家里去了，还带着两部摄像机，说我如果有什么要求可以提。”黄媛的母亲对此表示满意，但她仍然有些抱怨，“我的孩子是2006年7月18日丢的，一直到2009年1月3日才立案。”

“过去我们是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新的起点，之前的事情也希望你们不要计较。”办案的公安人员一面安抚黄媛的父母，一面解释，“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比如人手确实不够。”

潮汕地区某派出所的一名公安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破案不像家长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还需要一些运气，“比如最初的判断、兄弟单位的配合等等，而且在破案中，查到哪一步有时是不能和家长讲的，所以家长有时会觉得我们没有办事。”谈至办案经费，这名公安人员更是苦笑着说，“经费的事就不要提了吧。我经常跟下面的一些公安人员说，只要有几分正义感，就不要想钱的问题。我前几年破一个拐卖儿童案子的时候，自己还往里贴了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