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困惑难解

皮村

“三环繁华了，就搬到四环；四环繁华了，就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边缘化我们的过程”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距离市中心乘车路线40多公里。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人。外来人口数量随着市里高楼拔起，仍在不断增长着……”

这是DV纪录片《皮村》的一段开场白。画面定格在傍晚时分，村子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街道。

纪录片的作者叫王德志，一名地道的城市打工青年。他说，片子即将在中国第六届纪录片交流周上放映。片子拍于2007年，两年过去了，皮村外来人口数量几乎又增加了一倍。

王德志，老家在内蒙古靠近东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年，18岁的他靠着那么一股子劲只身一人来北京打工。他在餐厅刷过碗，蹬三轮送过水，也在面包厂、印刷厂、广告公司做过。

他记得，2005年刚搬到皮村的时候，街上没有多少人，更别说商店。现在周围的荒地建起了厂房，街上有了饭馆、日杂店，临街房租也由500元涨到了1000甚至1500元。到了晚上到处都是人，用东北话形容是“乌泱乌泱”的。

“我们这些人最早都是在三环混的。后来三环繁华了，就搬到四环；四环繁华了，就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边缘化我们的过程。”黝黑、瘦削的王德志，看起来与大多数的打工者并无二样。然而，交谈中，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口中常常蹦出社会学者惯用的语汇。

如果说，皮村，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缩影，那么，纪录片《皮村》则是一个底层的城市打工者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次反观和思考。

除了拍纪录片，王德志还与工友一起自编自导自演过两部打工题材电影。一部是《顺利进城》，讲一个叫顺利的农村青年进城打工遇到的一系列不顺利的事情。另一部是《命题人生》，讲的是两个打工青年与自身命运的抗争。他的作品交织了复杂的情感，有讽刺，有同情，有无奈的宿命，也有不甘的反抗。

王德志的另一个身份，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想要通过某种途径，改变打工群体状态的人并不止王德志一个。

新工人

“我们是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但是现在干的活就是工人的活，所以应该是新工人”

2002年，几个不同行业的打工青年，因为共同的文艺爱好，聚到一起，商量着能不能把自己的文艺特长演给跟他们一样身份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免费表演。于是，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打工文艺演出队”成立了，也就是后来“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雏形。

他们把打工者的经历和故事编进歌词、写进剧本，唱给工友听，演给工友看，在打工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开往家乡的列车》、《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等歌曲在工友中广为传唱，影响力竟然超过了流行歌曲。

自成立以来，艺术团在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打工子弟学校及打工者聚居社区，义务演出300余场次，直接受众超过10万余人次。

因为有了一定社会影响力，艺术团陆续得到一些社会机构的资助。同年11月，“北京工友之家”在工商局注册成立。

随着工友需求的增加，“工友之家”的服务内容也在不断扩充，逐渐形成了五个部分，包括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打工者协助中心，同心实验学校及同心互惠商店。

2005年，为了解决民工子弟上学问题，艺术团找到了皮村一处废弃厂房，改建成了现在的同心实验学校，他们也就此在皮村扎下根来。

2007年，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下一个院子，建成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自己记录和展示打工人群的历史。紧挨着博物馆的是工友影院，每到周末都会放电影，几十个座位的影院里每每会挤下100多人。到了晚上，院子里打球的、跳舞的、唱歌的，好不热闹。

一个日本的帐篷剧团曾经来皮村表演，就在影院旁的空地上。演出后，艺术团就着这个框架，改建成剧场，取名叫“新工人”。王德志特意解释说，“始终不太喜欢农民工这个称呼。我们是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但是现在干的活就是工人的活，所以应该是新工人。”

正如艺术团最初的口号：“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工友之家也担起了帮助工友法律维权的义务。

前两天，一个工友帮别人介绍工作，结果因为老板拖欠工资，自己反被告上法庭。接到传票的工友不知所措，找到王德志。“其实很简单，告错了人。我帮他起草一个答辩状，然后作为民事代理人在法庭上做了陈述。”通过培训和自学，解决这些小的法律纠纷，王德志已经驾轻就熟。“受工伤的，会麻烦一些。”去年，一个天津的工友工作中被烫伤，得不到合理赔偿。艺术团联系天津高校法律系的学生帮他打官司维权，终于获得了10多万元的补偿。

　　新生代

新生代具有迫切的市民愿望，但是现实的制度门槛、政策限制让他们感到迷茫

回想起当初来北京打工的经历，王德志常常感到后怕。在加入艺术团之前，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在飘，不止是生活上，还有精神上，时常被强烈的无助感包围。一个人经不起折腾，他深知“工友之家”这样的组织对打工者，特别是年轻打工者的意义。

据统计，进城务工人员中，70%以上是青年人。“现在‘80后’甚至‘90后’的人都已经外出打工了。”王德志在身边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他们会像城里人一样耳朵里听着MP3，口袋里揣着不一定高档但却功能齐全的手机，一般都有QQ号。他们的休闲活动是上网、打桌球、逛商场。吃苦精神差了，但是权利意识更强，如果厂子太累，加班加点，就会甩手不干。

艺术团的演员兼讲解员和电影放映员的杨卫东，来自河南驻马店。作为“80后”，他的说法代表了大多数青年打工者的想法，关于农村，他说“回不去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是曾经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的学者。在研究上，他把初次外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归为第一代，把初次外出发生在90年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归为新生代，以“80后”为主。新生代与第一代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外出动机不同。第一代目的比较单纯，到城市打工只为赚钱为生存，最终目的是回家盖房种地。而新生代的目标明确，想离开农村，对城市生活怀有向往，想通过迁徙流动，离开农村。

其次是对工作的态度不同。第一代能够吃苦耐劳，对于工作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强度高的工作，只要工资理想就肯干。而新生代对工作更具有选择性，对职业的条件和要求提高了。2006年出现的“民工荒”，实际是以新生代为主的青年农民工短缺。

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自身身份的认同。第一代认为自己就是农民，新生代则较少地认为自己是农民，趋向于模糊认同（即说不清）。

王春光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很多农村青年出来，不会先工作，而是先找老朋友聚会玩耍，经济紧迫了才开始找工作，甚至出现了“月光族”。他们模仿城市生活，紧跟城市时尚装饰打扮，能够很快接受和适应城市变化。

同时，王春光认为，新生代的城市失落感也比较大。新生代具有迫切的市民愿望，但是现实的制度门槛、政策限制让他们感到迷茫。

王德志说，大部分的工友不会去正规医院看病。像村里的黑诊所虽然不让开，一般什么牌子都不挂，药也不摆，大家都知道，还是都去看。大医院谁去得起？前两天听说有一个小姑娘，不到20岁，阑尾炎，看不起病，就花了200元钱在村里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手术的人那里做了手术。

“归属感体现在哪里？”王德志自问自答：“一个稳定的居所，平等的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

苦苦寻觅着精神家园 新生代打工青年的城市困惑

“乌托邦”

“将来有一片我们自己的地，在上头建我们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商店、自己的社区”

现在，“工友之家”的队伍已经壮大到五六十人，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在社会机构的资助下，靠着打工子弟学校和义卖商店的收入，基本可以维持日常开支。王德志希望，有一天能够不让别人资助，完全靠他们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他也听说有其他农民工组织存在，但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别人的运转情况。“想要长期持续下去并不容易。打工群体流动性强，需要有组织化的东西，有固定的人员，有理想主义情怀等很多条件才行。”

王德志希望，社会给予打工者理解和尊重，多一些包容。相比农民工庞大的群体而言，像艺术团这样的组织力量实在太小。他认为，民间组织的存在，只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能性，但根本的问题还是要依靠政府。

“目前，有关部门很少考虑外来人口的需求和想法，社会缺乏为打工者服务的制度安排。”王春光曾经对欧洲和日本等国的移民政策做过研究。欧洲，在移民制度上有一个逐渐融入的过程。不管是合法途径，还是偷渡入境的移民，只要在欧洲已经生活若干年并有了孩子，就会给居留证，获得正式身份，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如果生活10年，就可以申请入国籍。

日本的城市化过程，也体现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政府和企业兴建廉租房给他们安居。同时，规定学校向他们开放，只要进城，就可以享受公平的教育权。虽然第一代进城打工者生活条件比较差，但第二代经过了正规的学习教育之后，基本上了大学，成为白领阶层、中产阶级，经过两代人即顺利地实现了城市化。所谓“一亿皆中流”，形成了稳定的橄榄形社会结构。

“中国的第一代已经错过了，第二代有没有可能？后面30年有没有可能？”王春光担心，如果到时还没有解决，就有可能转变为结构性问题，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没有城市归属感的一群人。农民非农民、市民非市民，游离于城乡之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会随之而来。

王春光认为，“我们的制度应当给农民工一个希望，比如干个5年10年可以成为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福利。而目前的住房制度，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都没有考虑流动人口。”

在王德志的电影《命题人生》中，两个主人公在结尾有这样一组对话：

“不是世界把我们的命运都安排好了，应该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对，咱哥们先干起来再说。让我们改变命运。”

对于已经习惯了“靠人不如靠己”的打工者来说，王德志和他的伙伴们有一个惊人的设想，那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式图景：“将来有一片我们自己的地，在上头建我们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商店、自己的社区。那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坦诚的、相互关心的。”（记者 李 鹤 任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