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三线”岁月

言咏

78岁的严岭在十堰生活四十多年了。1968年冬天她从长春调来支援即将开工的二汽，之前她是一汽的一名技术人员。那一年，跌宕起伏的二汽建设拉开序幕，一汽大约三分之一的职工南下支援。

1968年的十堰是鄂西北一个贫瘠的山沟，当地人形容这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严令山现在居住的张湾片区当年只有一栋三层高的楼房，其余都是泥地、水塘，零星散落着一些老乡的房屋。

那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与“苏修”“美帝”必有一场恶仗要打的紧张气氛之中，“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特殊的政治气候赋予十堰意外的发展机遇，浩荡的建设大军涌向这里，沉寂的山沟一下子热闹起来。

四十年光阴荏苒。

当年的二汽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的东风集团。严岭家的窗外楼宇林立，青山环抱，曾经的荒野丘陵蜕变成一座拥有40万人口的城市。

“在全国三线大型企业建设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和第二汽车厂两家。”原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四川省省长鲁大东如此评价说。

一

建设二汽的构想最早发萌于1952年年底。在1969年正式开工之前，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波折。从筹划建厂到定址十堰，二汽早期建设者们在中国南方绕了半个圈。

立国之初，百废待兴，汽车这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更是短缺。1953年一汽正式开工前向毛泽东汇报方案时，毛泽东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

考虑到一汽在北方，中央决定将二汽放在南方，初步定在中南地区。

二汽早期筹备处设在武汉，是在租来的一家名叫“尚洁池”的澡堂里，群众给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起了一个别名，叫“三馆干部”，即吃饭下餐馆，住宿到旅馆，喝水进茶馆。

1953年那一次选址，筹备处看中了武汉青山区。无独有偶，华中钢铁公司(今天的武钢)也选中这里。李先念当时是中南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发话说：“汽车厂在哪个地方不能放，非要和人家钢铁公司争？钢铁公司需要大量的水运交通，光吃矿石就不得了，他们选厂址很难，你们不要争了，让给他们吧。”

二汽筹建者们放弃了青山区，又选择了武汉东湖和沙湖之间的地带。这时苏联援建专家又提出问题：“这么多新建的工厂都集中在武汉，将来万一发生战争，一颗炸弹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根据这一意见，筹备处将重心转移到四川，察看了12个市县后，定址成都东郊。

不久便赶上了1956年的 “反冒进”，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很多下马，其中包括二汽。

1958年中央再次提出建设二汽。李富春副总理指示，“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二汽就建在湖南吧！”二汽重建工作一年之后，又遭逢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经济困难时期，再次无疾而终。

第三次上马是7年之后。二汽第一任总工程师陈祖涛参与了筹备选址的全过程。当时“三线”建设在中国已轰轰烈烈铺开，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陈祖涛和同事踏遍了湘西武陵山区。此时，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得知中央决定将经湖南的川汉铁路线改为从湖北襄樊到四川重庆建襄渝线，建议二汽选址配合这条铁路大动脉改到大巴山和秦岭交会的鄂西北地区。

经过反复比较勘探，厂址最终选在十堰一带。在负责技术的陈祖涛看来，这是在特殊的政治氛围和科学生产要求之间的微妙平衡。十堰是一个有近百户居民的小镇，因历史上建有十个蓄水的堰塘而得名，群山环抱，呈放射状分布着众多宽阔的山沟，每条山沟都向心地汇聚到小镇上。

它处于“三线”边缘，山不是很高，背靠襄樊大平原，铁路即将通过，公路现成有一条李宗仁修建的从湖北老河口到陕西白河县的 “老白公路”，只要拓宽就可以了，水运则可以通过汉江到达。

选址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1966年，“小计委”领导林乎加来此考察，站在丹江口水库上他把陪同的陈祖涛狠狠批了一通：“你们怎么选的地方，这叫什么山啊，小馒头，我们的原则是要进大山，你们要再往里走，到秦岭去。”

一席话听得陈祖涛压力很大，赶紧给在北京的领导饶斌打电话。饶斌很快赶到十堰，他们根据“小计委”的意见往秦岭走，翻了两座大山，沿着秦岭走到汉中，越看越泄气。这么陡的山铁路怎么进来？没有铁路，每年几百万吨物资进出怎么解决？这种地形生产车间怎么布局？生活设施怎么配套？就是劈山也办不到。

他们决定顶住压力回到十堰。40多年后对本报回忆这段历史时，陈祖涛把这次“抵制”视为二汽迈过的第一道坎。

在十堰的山沟建大型汽车厂同样面临重重困难。没有一块完整的平地，20多个专业厂分建在20多条沟叉里，东西直线距离22.5公里，南北宽3.5公里。由于工厂分散，交通不便，职工从位于最两端的分厂赶到中心区张湾的总部汇报工作，一个往返要花上一天的功夫。

原材料的运输也颇为周折。襄渝铁路通车前，原材料经汉丹铁路运到丹江中转站仓库，然后从丹江经汉水用船运至郧县邓湾码头，再用汽车运到厂内，或从丹江直接用汽车运进厂。

“文革”结束之后，陈祖涛有机会访问美国，偶然看到一本杂志上有卫星拍摄的二汽的照片，哪个厂在哪里一清二楚。他不由得感叹当时中国在科学上的落后，在深山里建厂只是徒然增加建设的成本和难度，犹如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毫无意义。

“如果国家还要我建一个汽车厂，我一定不选在山区，一定要靠近大城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开二汽前往中国汽车公司之前，陈祖涛不无感慨地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