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三线”岁月

二

曲折的选址之后，二汽开工典礼于1967年在十堰一个叫炉子沟的地方正式举行。二汽此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甫一出生就赶上了“文革”的浩劫年代。

最早的冲击是“厂址造反”。造反派上书中央，认为十堰的厂址不符合战备要求，是“小隐蔽大暴露”，要求西移至深山。之后又有人批评二汽布局太分散，提出将厂址移到襄樊或谷城，有的干脆建议取消二汽，撤回长春。在这种争论之下，二汽建设被迫停工，直到1969年实行军管，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再次开工。

1970年，在根本不具备出车条件的情况下，武汉军区命令二汽当年出车500辆，称之为“政治车”。一机部部长段君毅为此专门到武汉与军区主要领导交涉，经过商讨最后降为100辆。那年国庆，这些手工生产出来的车在武汉参加庆祝游行，二汽派了几十名工人，带上修理工具，躲在主席台后面，随时准备紧急抢修。直到这批“政治车”通过主席台，大家的心才放下来。

从1970年到1972年，这种质量不过关的车生产了近200辆。人们调侃这批车是“看上去呲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

“干打垒”是当地农村为了节约砖石，把泥土、石灰、水泥、石子混在一起砌墙的建房方法。军管时代“造反派”要求二汽全厂的墙体也采用“干打垒”方式，提出“枪毙红砖，让‘干打垒’开花、结果”的口号。十堰有条河，大约20多米宽，修桥也要求“干打垒”，结果屡修屡垮，屡垮屡修，老百姓后来称之为“金桥”，因为它花的钱比水泥桥要多得多。

1973年，在东北被关押下放了5年的陈祖涛回到二汽。其时整个厂子千疮百孔：政治车灰尘满面、一动不动地趴在路边；“干打垒”的厂房净是裂纹，吊车一经过，墙就被震得落灰，很多精密仪器都覆满灰尘；陈祖涛他们原先设计每个车间都要用围墙围起来，“造反派”说“贫下中农就是最好的围墙”，把围墙砍了，结果很多车间被盗，有的车间变成了猪圈、牛圈。

收拾残局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在陈祖涛看来，二汽真正建成是在1975年到1978年间。1975年，二汽第一个车型2.5吨越野车生产能力建成投产。1978年第二个基本车型5吨载重车投产。至此，二汽建设初具规模，开始大批量生产，并以每年1万辆的速度递增。

1978年李先念亲临二汽视察，他问陈祖涛需要什么帮助。陈祖涛说，二汽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很多精加工设备国内解决不了，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去国外买，需要外汇。李先念问需要多少外汇，陈祖涛估算了一下告诉他要5000万美元。这个数额把李先念吓了一跳，但听完陈祖涛的详细汇报后他一锤定音：批。

用这5000万美元，二汽买回了生产急需的设备，如德国的自动锻压机生产线，当时全世界只有德国、日本有。这批设备对二汽的产品质量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汽当时生产的汽车始终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发动机过热。事情反映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那里，他发话说：“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可以向国外有经验的公司咨询，请他们帮忙解决嘛”。有了邓小平的指示，二汽技术人员马上带着发动机到英国，找了国际上著名的里卡多公司，对方经过检测之后提出了改进意见，发动机过热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二汽曾面临过国家无力拨款的“断炊”困境。1980年初国家正式通知二汽列入缓建项目。在当时党委书记黄正夏的带领下，二汽通过自筹资金续建走出了这个困局。

当年的二汽今天已经更名为东风集团，总部迁至武汉。除十堰之外，在武汉、襄樊、广州设立了三个新基地，分支企业覆盖上海、广西、四川、河南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