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 一个“大佬”的黄昏

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

在香港的巨商中，据说只有霍英东出行是不带保镖的。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冷夏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

南沙，霍英东的乌托邦

“父亲想要将南沙与香港的船程缩短到1个小时15分钟，但全世界都买不到这么高速的船，于是又建了一个造船厂，自己设计制造高速快艇。”

南沙方提出挖沙费用需每立方20元，霍英东一愣说，“你们有没有搞错？”他知道，如果请东莞人来挖，是8元一方，请中山人来挖，是10元一方，政府的人嘻笑着说，“是呀，我们是漫天价。”

在开发建设南沙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做出过许多伤害霍英东热情的事情。当时友人奉劝霍英东就此罢手，霍英东只是沉默不语

那些华商大佬们：二战后，叱咤风云的一代华裔商人很快都将被雨打风吹去了

东方海外的董浩云（1911-1982）、新鸿基的郭得胜（1891-1990）、环球航运的包玉刚（1918-1991），出生于1907年的邵逸夫已近百岁，恒基的李兆基已78岁，永新的曹光彪已87岁，金利来的曾宪梓72岁，连当年被称为“神奇小李”的李嘉诚都快到80岁的寿龄了。如若把视野再放到东南亚的半径，则可以看到，台湾台塑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已88岁，澳门的赌王何鸿85岁，印度尼西亚首富、三林财团的林绍良89岁，马来西亚首富、郭氏财团的郭鹤年83岁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撰稿 吴晓波

11月28日，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留下289亿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那段历史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牟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战火情义，这些商人与中国政府结下了深厚感情，为日后的商业往来奠下了基石。

19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在当年就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那是一个让人神往的“香港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二百年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呈现强大的引导力量，在东亚，中国大陆正陷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然崛起，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亚洲四小龙”相继繁兴，在这种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绝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为远东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商人的命运往往是水涨船高，而其事业的格局大小，则与他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