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末代回忆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慢慢地，觉出了一些变化。

学习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几个半天是班组学习，全厂大会也是必有的。厂子里的学习跟我们农村差不多，唠磕。只是城里条件好，每个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上面印着厂名，每年都会发。茶叶也是发的，不贵，涩涩的，但是很过瘾。这些都是当时工厂的“福利”。开会总是先读报，或者念个什么文件。读报念文件的时候，就有人打瞌睡。我们班组的老师傅阿祥是个胖子，别人读报，他就打呼噜，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还说听见了，听见了。问他，有时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是一绝。讨论的时候就热闹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听上去离题万里，仔细琢磨，倒也不算太离谱。谈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这时候，师傅们就来劲了，有说“岳飞传”的，也有讲“杨家将”的，说得高兴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调的老戏。

厂子里原来有个“理论小组”，一开始是为了批判*，读的倒是马列经典。一帮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读原著，渐渐地，也有了些理论名词。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也被搬了过来。当然，后来这些“理论小组”都被统统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长得美丽，也是小组成员。那个时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带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刘海；工作裤一般都会重新裁减一下，裤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种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两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很好看。那个小姑娘，上班的时候也是这番打扮，围着的男工自然很多。后来学理论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杜林论》，说些很深奥的名词，男工们就很敬畏。小姑娘还喜欢替妇女说话，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权”的了。这小姑娘那时很崇拜江青，大概觉得江青有点女界先进的样子。后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反杜林论》是不见了，有人逗她，说你现在还崇拜江青吗？小姑娘就急，说你不要瞎讲八讲。

后来，形势稳定了，这类班组学习也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车间里劳动，没有了热闹，也少了许多的议论。

再一个变化，就是干部了。原来厂子里有规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劳动日。这一天，干部们就穿好工作服，到车间来“劳动”了。这些干部有些原来也是工人，但是办公室坐久了，就有点生涩，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工人就在边上戏谑，多出了许多余兴节目，干部也不生气，起码脸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这一天，车间里总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慢慢地，干部不来了，有事到车间，公事公办，脸上都很威严。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上海的工厂管理还是蛮严的。“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说，那时候流行“义务劳动”，到了1976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再比方说，厂里原来有保卫组，说是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抓生活作风，保卫组长姓张，在生活作风里，最喜欢抓未婚先孕，当然，这一条后来也没有了。张姓组长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就下放到车间，做了普通工人。

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姓孙，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人很和气，工作衣脏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表示什么，是真忙。厂长对工人，尤其是对有技术的工人特别尊重，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总是要和师傅们商量。师傅们也喜欢他，说孙厂长人好，懂技术。不过师傅们也说，解放前的厂长可不是这样，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装笔挺，尖头皮鞋锃亮，看见工人是不爱答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厂长应该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了，也算是改造过的技术干部。不过，说是厂长，好像没有什么权，想求他办个事，比如说换个工种什么的，递多少烟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帮”，孙厂长更忙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权。

有权的是我们书记，姓王，人很威严，没见他笑过，蓝的卡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是方头的，但也锃亮。老工人对他倒蛮尊重，说书记威严像个领导。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务完成了，躲在一边睡觉。书记下车间视察，我也木知木觉。工友们就吓唬我，说领导瞪了你一眼，我说我正在做梦呢。我后来学习“鞍钢宪法”，联系实际，觉得厂长是被管好了，但管厂长的书记好像还不如被管的厂长，蛮官僚的。我想，大概书记没人管，说是有个“职代会”，但也形同虚设。过了好几年，说是要厂长负责制了，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来了，新厂长没人管，也变成了官僚，把厂子卖了，也没人管他，那是更厉害了。当然，这是后话。

渐渐地，说是要整顿了。过去，厂里经常要搞个什么文艺活动，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公司汇演，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我都写过，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之类。不过，那时候，小青年都蛮喜欢的，有点现在的卡拉OK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欢，说热闹，厂子里有活气。后来就没有了。再以前，我们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焕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两个肉包子，抽烟说话，等下班的铃声。现在也不行了，澡堂门被锁了起来，这一点，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时候，不作兴贴大字报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帮”打倒了，*出来了，可“物质”还没有“刺激”，就问领导，什么时候发奖金，领导就烦，说现在工人的政治觉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感觉不太像知识分子总结的那样“群情振奋”，倒是有点乱哄哄的样子。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变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说“大集体”要改成“全民”厂了――后来证明是胡说，证据是“全民”、“集体”基本都倒闭了；也有的说，要涨工资了，还要发奖金。这倒是对的，后来工资涨了，奖金也发了，但没有维持几年。最好的消息是在乡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这是真的，所以大家都高兴。那年头，家家都有人在农村，所以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