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末代回忆

3 开始诉苦了

后来马路上就热闹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说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报也出来了。

那时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个地方专门贴大字报，居然还有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有读小说的习惯。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买的，读里面的小说，也读一个叫“任犊”的人写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响亮，文章也做得雄伟。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人招领。

发现了大字报上居然有小说，就多了几分稀奇，每次去，就细细地在那儿傻看。小说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样了。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说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钱，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先是来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条，然后是开批斗会，家里大人就戴着高帽子游街，想不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风雨大作，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了一对姐弟。故事这就到了高潮，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天就将黑了，许多的人都将头凑得近近的。女儿好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人长得漂亮，还文静，弱不禁风的样子。孤女无依无靠，怎么办，这时就来了个造反派，见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威逼，威逼不成，在一个也是风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杀啊，但想想还有个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准备好了，反诬她腐蚀革命战士。女孩没办法了呀，只好哑巴吞黄连。没想到这就怀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当然不认帐，说姑娘是女流氓，还给造反派脸上抹黑。于是又开批斗会，又是游街。折腾下来，姑娘流产了，人也疯了，净赤着身子在淮海路上乱跑，那个小弟弟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读到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结束了。看的人眼泪汪汪，有说“罪过罪过”的，也有说“作孽作孽”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还带点色情，和我们在农村讲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读到《文汇报》上的《伤痕》，觉得虽然精致了许多，但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诉苦”本来就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所以“拨乱反正”，也没有太多的形式创新。后来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体多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纸张五颜六色，估计也是那些人从各自的单位里偷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红卫兵办小报的手法啊。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学者语录：“没有文革，那来八十年代”。

“文革”的时候，流行过“忆苦思甜”。蒸一笼窝窝头，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难吃得很。吃的时候，要默念老一辈的苦难，想想新社会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权者，政治智慧都极差。“诉苦”就不一样了，“诉苦”有一种面向未来改变现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时的“诉苦”有个前提，就是“过去”都是“好日子”。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过去”怎么定义。一般来说，在当时，定在“文革”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还能勉强算是“过去的好日子”。后来这个时间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学，惹了点麻烦，后来“文学性”了一下，得奖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1930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说些“风花雪月”，代表是上海，就像背自个儿的家谱一样，尽管他们眼睛一睁开，看见的就是五星红旗，但好像也没有妨碍他们怀旧。

我们厂的工人后来未必都读过《伤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报却不胫而走，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厂里的转述。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诉苦”。干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视，资本家讲自己的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会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说起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包括我们厂子里的师傅，是最有同情心的。听别人的“诉苦”，总是很容易走进那些“故事”里面去，跟着一起悲欢哀乐。慢慢地，工人也诉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欢说他在解放前蹬三轮的故事。阿祥说蹬三轮好啊，自在，有米的时候，遛遛鸟，听听评弹，没米了，出去踏踏三轮，回来割一斤肉，买三斤米，又能混几天，哪像现在，天天拘在厂子里。我们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说当年老是揭不开锅，还说你老被流氓欺负。阿祥眼睛翻翻，有点发呆。我们又问他，你老实说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劳保，也没有流氓”。我们继续逗他说：“既然你说解放后好为什么还要说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说实话，我们自己也被绕糊涂了。

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子。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们还得陪极左政治一起认错，认错的对象据说叫“普世价值”。当然，在这个“普世价值”里面，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点可以存疑。后来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背后实则就是去历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认了三十年的错，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极左政治欠下的债，现在由极右政治来还，这就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我的师傅们肯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当年的“诉苦”运动中，我们谁不是满怀希望？“诉苦”不是发泄，是有未来的政治远景的。师傅们在别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很渺小，但实在。工资涨一点，奖金发一点，在农村的孩子早点回来，房子最好再分一点，孩子大了，要结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现代”的光明的故事结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