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末代回忆

4 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

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像并不是来自思想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不像。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说，咳嗽药水，也有说，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欢迎的不是咖啡，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撒出一星半点。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像，而在这一想像中，“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我曾经和人说，一个邓丽君，就终结了“东方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话有点糙，意思放在那儿。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杀伐之音”，这话对，也不全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杀伐之音”？好莱坞的“杀伐之音”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弱。问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过于刚性。严肃，但少活泼；紧张有余，轻松不够。说起轻松，丁玲1950年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实则正是对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的答复。当时的读者意见就认为所谓的“工农兵文艺”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而且太紧张，即使工人也不喜欢看，甚至认为“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他们需要“看点轻松的书”，“喜欢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等等。到了198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却也没必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治头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新文化”的传统过于强大，以至于造成对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是要生产一点，社会上，各色人都有。何况，我也不相信一个人高雅到整天看《红楼梦》，对“通俗”文化就没一点兴趣。“高雅”和“通俗”，各归各的评价系统，最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音乐史诗剧）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带有一种“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不能不谈“快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有点近似齐泽克所谓的“快感大转移”。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过于（甚至禁欲的）刚性的制度和文化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说，“文革”早期曾给许多人带来一种“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邓丽君，只是重复了这一“快感”而已。后来，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因《乡恋》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现了这一“快感”的生产过程。但问题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固然，在所有艺术争论的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积极参与，而最终，邓丽君也被迅速地符号化。可是，我们又为何也认可并加剧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邓丽君提供的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幻觉。我们那时太想有一种轻松的、自由的、闲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个人生活，并且积极地妄想着从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离。这并无不当之处。但谁也没有考虑这个“个人”到底是什么，它后来又凭什么组织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1980年代的“回乡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香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时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香港或者台湾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海外亲戚从来不谈他们的艰辛和压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当然，还有自由。黄金生产出一种富裕的幻觉，也反衬出人民币的贫寒。这些故事四处流传。

大概在这个时候，工人才真正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完全来自同一阶层内部的比较。人们开始憧憬另一种生活，不安于斯。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压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另一个自由的星空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富。的确，1980年代的幻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开始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被压抑者，甚至被剥夺者。数年之后，我几次回厂，工人和工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他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的发财故事，疯疯颠颠地买这卖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半天，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再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这时候，工人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原来和工厂紧密地纠葛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