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 2002年4月,邢曼丽被借调至兴隆镇计生股当办事员。统计报表,申请指标,领药具,下乡孕检,微机录入,档案管理,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方歇。整天摆弄数字,晚上躺在床上了,“那些数字还在脑子里飞来飞去,抹都抹不掉”。
荣誉没能改变邢曼丽的命运,而一个消息却开始让她不安:2008年下半年,新民市人事局提出解除一村一名大学生身份,改签临时工合同。 “九年的努力就换来一份临时工?”邢曼丽说,她要告状。 实际上,从2004年起,新民市的大学生村官就开始因工资问题上访。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资按全额事业单位拨款,但连续几年,大学生村官工资都是空调,至2007年上半年,邢曼丽和其他大学生村官每人都被拖欠1万多元。 “大学生村官工资比照事业单位发,可每逢事业单位调资,我们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2005年4月,上访的大学生开始提出编制问题。“只有编制(身份)确定了,才能彻底解决待遇问题。”邢曼丽说。 “新民市当时定的是县财政负责50%,乡镇和村抬(负担)50%,有的乡镇和村能抬出来,有的抬不出来,所以就有乡镇和村开始拖欠工资,有的乡镇干脆把河滩地承包给大学生村官,以地租来抵工资。”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崔剑平说。 2006年,在多次上访之后,新民市拿出10个公务员名额面向大学生村官招考。编制之争暂时平息。2008年年底,新民市在给事业单位人员补发一万多元临时性生活补贴时,大学生村官再次被“遗忘”。 2009年春节过后,邢曼丽、吴冠群、金海英、赵尚伟等人到新民市人事局上访,要求补发生活补贴,但这次得到的答复是不仅没有补贴,连身份都要解除。他们决定上访。 2月24日,20多名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市信访局反映,没有得到答复。当天,邢曼丽就和吴冠群等8人去了北京。到北京刚住下,他们就被控访的人“拦”了回来。 “出口” 2002年1月,崔剑平被调到沈阳市人事局专业技术处当处长,随后的一次调研中,他发现了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 “按文件规定,大学生村官三年期满后,遇到公务员岗位、事业单位出现空缺的要优先录用。而我当时调查的情况是,全市的事业单位基本没有空岗,有的甚至超编严重。”崔剑平说,“当下派大学生三年期满,需要择优录用时,根本没有编制来安置。” 实际上在出台文件之初,超编的情况就已存在,崔剑平说,只是当时对“出口”定在机关、事业单位的方向掌握得不准确。 2002年底,在崔剑平的建议下,沈阳市停止下派新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当时已派下去1400名大学生,再派500个就可以实现一村一名的目标,但还是叫停了。” “出口”问题没解决,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却还在推广,2002年8月,辽宁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实施下派大学生村官计划,原来规定“十五”期间选派9000名大中专毕业生的计划,也被调整为12500名。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考察团也开始到沈阳取经。 2005年,沈阳市进行乡镇公务员招考,崔剑平再次提出,要尽快解决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当年,新民市拿出个10公务员岗位,单独面向下派大学生考试。 10个名额,一次考试,在邢曼丽们看来并不公平。2005年她通过自考取得大专学历,但在当年的定向招考中差3分没考上。崔剑平说,虽然承诺优先录用,但给大学生村官的机会并不多。 主管人事工作的新民市常务副市长刘澜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新民市事业单位已超编4000多人,而且编制从2007年就已冻结,根本拿不出多余的编制组织考试。在刘澜波看来,最初下乡的141人中,已经有21人通过各种途径考录公务员,另有24人辞职,目前的难题是如何安置剩下96人的去留。 自2007年任新民市常务副市长以来,刘澜波已多次接待大学生村官上访。新民市曾提过几个解决方案:拖欠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工资,本着谁拖欠谁解决的原则予以解决;愿意继续留村的,可以推荐担任村干部;借调人员如果本人愿意, 可以和乡镇签订临时用工合同,以后事业编制有空缺时,再优先从已签订临时用工合同的大学生村官中考录。不愿意留用或不适合继续留用的则回原单位,或自主择业。 “这只是初步的打算,还没最终形成文件。”刘澜波说。 这样的方案显然没有得到大学生村官们的认同,“不能用一份临时工合同就把我们打发了。” 邢曼丽说,9年的青春谁来负责?(中国新闻周刊 王维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