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曹征路的小说读起来很痛快,但是读完以后让我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一种判断感觉比较艰难,我听下来觉得有很多观点和判断都在互相冲突或者互相在对抗。那么我觉得曹征路,就我们当下中国的现实,大家都谈到对文学来讲是极具挑战性的,首先太复杂了,而且很多问题太尖锐,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些问题?中国作家与中国的历史太隔膜了,与中国的现实太隔膜了。这种隔膜的写作一个是没有力量,另外一个没有生命的。讲到现实,7月1号美国一个研究网站发表一篇文章叫印度上涨的潮水,这个里面有一个数据,我看了以后比较震惊。它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1.8倍,90年代是2.4倍多,2001年是2.9倍,现在大约是3.5倍,越来越大,而且速度应该说是很快的。我当时看这个,因为拿印度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在印度农业人口和我们差不多,但印度没有农民到城里打工的,没有农民工这样大量涌入城市,巨大的严重社会运动没有发生。而印度的城乡的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这个作者他讲,印度的经济模式发展模式优于中国,而且将来在很多方面是要超过中国的,这是他们的研究网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而且认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潜藏着非常大的危险。这是参考消息,大概三天前转载这篇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我觉得决策者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不是农民一定要到城里来,他们有非常辛酸的无奈的原因在里头,有的孩子一年都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农民工到外面打工,尤其离家远的完全不能够回家,这里面包含多少心酸的东西,我们都忽略掉了。 现在中国的现实对作家的挑战严重到什么程度?像托尔斯泰,像鲁迅,像斯坦贝克,假如在我们这个时代会怎么想?还能写不能写?还能不能写出那些在我们现在引起那么大反响的传世之作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恐怕还有待思考,答案肯定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大家都知道,读作品经常会觉得缺乏现实感,缺乏力量感,曹征路的作品有些不同,一种刚性的,他很坦率,他对现实怎么观察怎么思考就怎么来写。我注意到他一篇文章谈《那儿》的创作谈,这个题目不是很准确,是逃避也是抗争,应该是逃避还是抗争,其实应该是一个选择。曹征路讲的一方面退出公共领域,一方面是紧密联系权利与资本。“我不知道当代文学何日能恢复它应有的尊严,但毫无疑问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这是一种自己非常切身的感受和这种体验,基于这样来写作。所以我觉得这种写作在我们现在是非常贫乏。像《那儿》,包括其他某些作品经常受到一些误解,包括评奖上,对这种尖锐的有力量的现实主义作品我觉得是不公正的,因为就《那儿》来讲,我不认为它的艺术成就或者艺术价值就一定很低,不认为它在美学上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贡献或者自己独特的建构,我不这样认为。 我04年读这篇作品的时候很振奋,非常振奋,我觉得这种有血性的有良知感的太少了,现在在中篇创作上像这样有力量的作品仍然不是很多。刚才战军的发言已经讲到,我讲艺术性的问题了,这个作品打动我们的地方很多,很多地方你读了心里很激动。比如小说里的这封信,这里面讲的如何去把这些钱要回来,看上去非常冷静其实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的现实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另外我觉得这里面塑造一批典型人物,各个阶层的,尤其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普遍的无耻化,也是触目惊心。 这个作品叫《问苍茫》,我觉得应该努力去摆脱这种关联工农兵的关联,你应该发现自己应该创作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包括开掘新的主题内容。这里面的人物是有心智的,如果过去的工农兵形象带给我们的是被给予的感觉,我来解放你。在这里面像唐源这种人物已经不是被动的被解放的,他这里面有新的命题,我怎么样维权的问题,我要自我解放的问题,跟工农兵文学有质的不同。工农兵文学我们自我的权利没有发展起来,没有自觉。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心智,所以他应该努力摆脱这种跟旧的这种叙事话语,跟旧的这种精神资源这种关联。但是我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点,曹征路的写作是很不自觉的,或者这里面的人物是不够自觉的。应该说唐源这个人物是有亮色的人物,比如第123页问人剥削好不好,压迫好不好?赵这个知识分子叹一口气说你钻这个牛角尖有没有意思,压迫不管好不好都是客观存在,将来这个社会只讲合不合法,不讲合不合理,我这都是心里话。又说唐源你要认清这个时代,你回到内地还是有这个问题,深圳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这段话是赵为了现实,为了他所来辩护,但这里面包含非常深刻的背景。唐源这样一个人物沉默一会说,现在回过头想想,也只有毛主席才真心为工人农民的,可惜我们大家都看不清楚,现在跟在后头骂。然后呢,大口喝啤酒,眼角跟着渐渐有了湿斑。这样一个人物,某种既是人物的思想的一个模糊一种混乱或者一种复杂性,也是这个作品本身的,我能够看出来,就是讲到最根本的问题,曹征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这个时代应该依据什么,出路在哪,找不到这个东西。他站在一个很高的思想家的这么一个写作,这点我觉得这个作品里有与生俱来的或者非常严重的一个精神缺陷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叙述方式,这个我读《那儿》的时候也注意到,这种激情化的,我觉得更应该用客观方式叙述。很简单,比如隐语的方式,这里面都是间接隐语。我原来做编辑,觉得尤其要有这种形式感,这种叙述方式的这种规范性。在这点来讲我觉得这个小说的间接隐语严重影响了它的客观性,从消极意义上强调了它的主观性或者模糊性、不确定性。这点我觉得以后曹征路在写新的小说中恐怕还是应该注意去克服。 另外有一个地方,有些人物,很次要的人物在写作的时候,这些人物我觉得写不写都是两可的,写的时候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写法。比如马明阳的父亲,他让他逛妓院,最后带回这个妓女一起做生活,这是作者叙述的语调缺乏必要的严肃性,缺乏必要的对人物的尊重。可以不用这样写。曹征路整个作品这种沉重的,悲剧感的这么一部作品不应该有这样写法,类似于这样一些跟整体不太协调的一些地方,我觉得都是可以在写作过程中把它拿掉会更好一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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