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记忆：说说我在农村的劳动生活

十九、在农村我为什么哭了

有朋友看了我的帖子说我：你当年下乡就那么乐观，就没有哭过？我回答：出发下乡并没有哭过，在农村里哭过的。

下乡我是自愿的。当年我们都唱过《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豪情满怀，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记得当时报名，有去黑龙江边疆和去浙江山区农村两个方向。在杭一中教室里，有隔壁班的要好同学，眼睛亮闪闪的，来动员我一起去黑龙江插队。说那是反修第一线，肯定会发枪的。我答他：“苏军都是机械化部队，打起来可能一觉醒来已经被坦克群包围，做了俘虏了。”他说：那可以逃出去打游击。我说：“冰天雪地，人生地疏，你怎么打游击？还不如到桐庐山区小三线农村插队，打起来再上前线，那至少可以打死几个敌人，自己死了也死个明白。”他听听有理，说不去黑龙江了，也去桐庐插队。

我带这么个备战思想下乡，所以没什么受迫害悲痛欲绝哭哭啼啼的事，也没看见我们那些一起下乡的同学有哭的。相反，我有一种像参加双抢劳动的错觉，坐在大客车上，好像很短期就会回学校一样。这种感觉一直到一个多月后在山上劳动休息时，坐在一个老树墩上，看着山下我大伯家的泥墙瓦房，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农村社员了。那种感觉很强烈，很震撼。站起来的时候，好像自己成熟了许多，感到应该对得起自己的生产队，要为它做点什么事。

我哭是在下乡不久后，和同学们在合村饮食店里吃饭的时候。有同学买了老酒和什么菜，大家就用碗喝酒，谈春节回家的打算。我是从来不喝酒的，那天喝醉了。想起母亲在单位里作为叛徒走资派被隔离审查，从小一起生活的弟妹都被继父带走了，自己除了同学们，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回杭州家里也没有人了。不禁悲从心底起，止不住哭了。后来晕乎乎的，怎么离开合村回去的也记不清了。那一年春节我没有回杭州，就在生产队里过年。同队的女知青因此也不回杭，说要做我妹妹，引出后来一段故事。但当时我还没开窍，以为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坐着谈理想谈人生，所以坐怀不乱，那故事就很简单，没有深度。

第二年我母亲已通过审查，但被调到另外学校工作，弟妹也回到杭州。我就回杭州过年了。在农村我就哭了这么一次。还是回杭州后，为一个心爱的女孩子哭过的次数多。现在想想，人一生总应该哭几次的。不哭的人生也太单调了。

二十、同学二三事

我在农村，喜欢在秋冬农闲时到附近农村走走。里面到岭远公社，外面到怡合公社，“七五洪水”时甚至走到南堡大队。走来走去，借书买土产看同学，看看别处的生活，以长见识。

那一带连续五个公社都有杭一中的同学在插队，见到了即使叫不出名字，面孔也亲切。有一次到怡合那一带玩，时近中午，走的又渴又饥。见田间一群农民中有一位像知青衣着的，就大胆招呼了。他一抬头，果然面熟，于是邀我去他住处休息吃饭。两人聊聊插队状况，交流生活经验，很是亲切。可惜时隔四十年，已想不起他的名字。有时走累了，就在农民家讨口水喝，问问他们那里的情况。

还有几次，进岭远公社深山里去游玩。那时候公路只到公社所在地。虽然里面大队都没有通公路，但是都有机耕路。毛泽东时代到处都很安全。我一个人走山路，风景秀丽，很少人烟。不知道路了，见到农人就问一下。【路在嘴上】嘛。

在岭远，我有一次是住徐时协同学处。在他那简陋的住处，我感到了一位文弱知青真诚的与工农相结合的信心。还有一次跟当地一同学翻山去临安青岗口去玩。印象很深的是村口有两株巨大的香榧树，枝叶茂密，顶天立地。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香榧树，第一次知道树还有分雄雌的。可是上次开车去玩，已经看不见了。有一次从山农家里买了一件豹猫皮，黄色的皮毛上一颗颗黑色大斑点，美丽极了。多少钱忘记了。就那条大黄狗我记的最清楚，二十斤呢才六块钱，便宜。

同学们也来我住处玩。我的知青房离公路很近。同学们有时专门来访，借书聊天，有时路过也会来坐一会儿，吹吹牛喝喝茶吃个便饭什么的。

那时候，同学们的感情很纯洁很真诚。有什么疑难问题也会共同探讨，碰到爱情大事也会请同学做参谋提供方案。感谢同学对我的信任，也可能我分析问题一贯比较客观吧，我因而给两位同学做过“爱情咨询顾问”。一位同学是犹豫女朋友家庭出身不好，征求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人的出生不可能选择，主要看她本人品质好不好，劳动是否好？只要本人好，又真心爱你，就行。他们后来结婚了，生活果然很美满幸福。另一个同学是犹豫与农村姑娘结婚会影响前途。我听了他的情况介绍后，给他的意见是：如果打算扎根，这姑娘不错；如果想回城，又怕甩不掉，可以春节返杭一趟，回来跟她说“父母不同意”。（现在想想，我真是个坏人，出这样狡猾的坏主意）。结果他们就吹了。

当年我们年青气盛，血气方刚，有时也很好斗。有一次全体知青到公社里开会。会议没开始前，大家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人挑唆君黎同学跟我摔跤。君黎有一米八几的个子，膀粗腰圆，浑身是劲。武术界都知道，摔跤是“七分力气，三分技巧”。如果君黎再懂摔跤技巧，那就绝对是个劲敌了。可是女同学都在旁边呢，我不得不上去应战。果然，我俩一交手，就被他占了上风。他拎得动我，我拎不动他。相持了一阵，我知道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就使个诱敌之计把右腿稍前移一点。君黎果然中计，双手一把捞住我的右腿想把我抱起摔倒。我赶紧用胸口压住他，同时使一个擒拿动作把他掀翻了。君黎爬起来挠挠头皮，搞不清自己怎么被摔倒了。刘兵知道，师傅教我们过：“摔不如拿，拿不如打。”所以我是耍赖皮，眼看摔不过他，就用擒拿了。直到前年去分水他家吃饭，我才向他坦白自己的作弊行为。大家哈哈一笑。

还有一次，去分水参观“南堡大队泰山压顶不弯腰展览”，我们知青凑到一起说说笑笑很开心。可是进场时由于分批进去，我们大队的知青前面的放进去了，后面的却被拦住了。恩和同学很着急，指着前面的同学跟管理人员商量：“我们是一个大队的，能不能放我们一起去？”这时里面出来个人，很凶的把恩和猛的一推，说“吵什么吵什么！”恩和被推得撞到我身上。我火起来了，一下子拦到恩和前面，左手拽住那人的衣领一扭，指节抵住他的喉结，右手就捏紧了拳头，恶狠狠对他说：“你想打人？你敢打人？”真希望他先动手。旁边的管理员赶快扑过来拆劝，说：“这是我们民兵营长，这是我们营长！”看营长同志软下来了，我才放了他。

借书。在农村我最痛苦的是缺少书报看。那时候农村要是能上网，那就美透了。70年左右，不知美国有没有普及互联网？而那时候公社好像没有公共图书馆，至少我在公社找不到书籍看。有时候听说某同学有一本书籍我没看过的，我会走几十里路去找他借。一般是跟他换书看。

我下乡时带了一木箱的书。木箱是周航同学帮我做的。在乡下，这木箱也当了我的床头柜，搁搁我的小油灯。书是从家里一大书架里挑出来的精品，也包括王祖训老师送的《先秦哲学史》。它们扩充了我的知识领域，陪我在山村清新的空气里度过了许多个寂静的夜晚。

有的同学知道了我有这一箱宝贝，就不时来看。我很少出借，多是交换了看。看了还谈谈读后感，评价一番。时间长了，书也不知不觉少了一些，也没在意。

后来大家陆续回杭州工作了。有一次在一好友家玩，谈起各自喜欢的书。这好友吹嘘他有一本李希凡蓝翎写的评红楼梦，写的如何如何深刻。我寻思自己也曾有过这么本书。还没说，他就转身取出这本书来。我一看，正是我那一本。立即声明，收回产权。他很失意，我肚子里忍不住大笑。——当然，“窃书不能算偷”。孔乙己同志早就界定过的。所以这加深了我俩的友谊，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