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嫖客俱乐部成为贡献者

“嫖客”，一个看似污秽与罪恶的名词。在香港，这个群体正努力把自己变成“贡献者”，为性工作者创造更多的、平等的生存空间。这会不会只是个美丽的借口？让我们带着怀疑走进这家俱乐部吧。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莫忘初 香港报道

“我付钱买食物、买衣服、租住处，那为什么性就不用花钱？”

2009年春天，长期关注性工作者的香港NGO组织紫藤，出版了《好客之道—十一位“恩客”的真情剖白》一书，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何春在第一页的序文中，开门见山地引述《做个嫖客》一书中的观点，点出了“阴影中的人客”—“嫖客”，也是需要被关注的群体。

“从23岁第一次性经验，到今天33岁，林先生从未跟姐姐仔（性工作者）以外的女子做爱，也从未拍拖”、“我开始定下目标—即使我未满足到，也要先满足姐姐仔。如果双方都享受，那就最美妙”......《好客之道》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再版热卖，引来众人侧目，尽管有媒体不断报道其负面新闻，但书籍依旧卖得火热。

环顾四周，每个人都是性爱的结晶。性工作者这一行早已流传千古，需求者众亦不会断绝，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就有人权团体积极为性工作者奔走呼吁争取权益。

从“妓女”、“鸡”、“小姐”到“性工作者”的称谓演变，在妓权运动的过程中，女性性工作者的称呼已经有了改变。但是，“嫖客”始终还是“嫖客”。

现在，香港的嫖客们终于不需要再继续隐忍，在紫藤的协助之下，嫖客们开始称呼自己为“恩客”，并展开了罕见的“男人夜”的定期聚会，甚至还发行《客栈》（客人通讯）刊物，介绍性健康资讯，并发起“嫖得有品”运动，公布“恩客十大准则”，他们不但为自己发声，也共同为性工作者争取应有的权益。

嫖客的压力

“我一没偷盗，二没抢劫，三没欺骗女孩感情。至于我跟了几百个妓女，然后我再结婚，那是我与我妻子之间的私人事情，那是我的家务事，不妨碍任何别的人。”这是一个自称硕士的嫖客在网络上的匿名告白，曾经引起中国大陆网友一片讨论热浪，支持与反对意见各异。嫖客—光顾性服务人士（以男性为主），一直以来被贴上负面标签。

Leo是香港午夜蓝的工作人员，他所在的NGO组织致力于倡导男性性工作者权益。在提及嫖客时，他不假思索地吐出许多公众对嫖客的典型形容词：“淫荡、贱格、丑陋、老年、背叛、负心汉、抛家弃子......”

“在香港，嫖客是不犯法的，但是在内地，嫖客是犯法的，有些嫖客比性工作者更惨，性工作者只是卖淫，但是嫖客也会被看不起。”Leo说，“所以很少有人会主动告诉你‘我是嫖客’，所以内地的嫖客甚至比香港更‘边缘化’了。”

过去两年中，关于香港“凤姐杀手”屡屡见诸报端。2008年3月13日开始，香港新界元朗、大埔和香港岛北角先后有四名性工作者被杀。惨案发生后，香港凤姐人人自危，为保命纷纷暂停接客。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又有四名凤姐被害。虽然疑犯早已抓获，但对性工作者这样弱势者的凌辱和犯罪活动并未停止，也让更多人对嫖客不齿。

对此，紫藤组织强调，不是所有嫖客都会加害性工作者，他们当中多数人支持性工作者，而部分人士对性工作者的恶劣态度，或源于他们对性工作者和女性的不了解。“嫖客也是人，他们光顾性工作者的原因各有不同，可以是因为性需要，为了找陌生人倾诉，亦有人是为了学习和女性相处。”

为男性性工作者争取工作权的过程中，Leo深谙嫖客族群与性工作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嫖客里面也有年龄小的、老的、帅的，还有残疾人也有性需要，年纪大的和残疾人士，不可能随便找到对象或性伴侣，他们该如何解决性需要？就只能去嫖了。”

“我们有一个男性性工作者，专门接残疾的‘客人’，有一次，一位男性残疾人的半边脸都没有了，眼睛也不齐，很恐怖的，所以我们的‘哥哥仔’第一次做的时候非常害怕，当天客人想抱他，他吓到推开嫖客不敢让他抱，结果那位客人当场就哭了起来......”Leo继续说道，“他们家的环境还不错，虽然他的半边脸都不见了，也没有眼睛，神志却很清楚，那是天生的，没办法。”

Leo说，很多人忽视了残疾人的性需求。

“香港有些大律师和学者教授都是嫖客，其实在我们社会中，有很多人是需要性的，依照半边脸先生的状况，不可能找到对象，只能去嫖。既然许多人有性需要，就应该学会尊重，不应该把这样的性需要当成‘贱格’。”

“打压嫖客也等于打压性工作者，再说，嫖客抓得完吗？” Leo有感而发，他认识一位女性性工作者，专门做残疾客人的生意，还会特地给残疾人打折扣，视情况打个八到九折，有时候还会帮他们穿衣服，做完之后送客人下楼。“嫖客也好，性工作者也好，同志也好，变性人也好，都是长期处于一种被歧视的状态，需要被看见，被尊重。”

因此，与性工作者和嫖客的一对一沟通相比，Leo认为紫藤的“男人夜”更另类、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