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离中国到底有多远？
中国的一亩耕地到底值多少钱？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约阿希姆·冯·布劳恩（Joachim von Braun），在比较了国际价格后，给出了一个数字：1.5万元以上。而在非洲，一亩地大约值500元。“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企业有那么大意愿去非洲购地。” 上周，布劳恩在北京接受了CBN专访。 布劳恩对CBN记者说，虽然媒体大量报道金融危机，但这不能掩盖粮食危机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谈到粮食危机的应对方案时，他认为，应发挥市场的作用，保持国际粮食贸易不受出口限制政策的制约；建立“粮食中央银行”实现粮食储备在危机时的跨国调配；通过严格的管理谨慎规划非农用地、保护耕地；呼吁增加对农地的投资，在此基础上对跨国投资——比如中国的海外购地——持欢迎态度，但同时需要尊重当地习惯，采取合作途径。 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联动” CBN：最近两年来，国际粮食市场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布劳恩：随着收入增长，粮食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粮食供给增长缓慢。很多粮食，特别是玉米，被用于生物能源，特别是在美国和巴西。 有些人说粮价和投机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认为投机在先。投机对粮食价格波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粮食市场有两类商人：商业交易商（commercial trader）——那些确实需要粮食的企业，用于制造食品。非商业交易商(non-commercial trader)，买卖只是为了赚取差价。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为例，2006～2008年间期货交易急遽上升。多数增加的期货交易来自投机。主要原因是房产市场变糟。 金融市场稳定、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三者紧密相关。冷战结束以来，金融繁荣与稳定指数和粮价指数相关性高达0.65，说明二者关联度很大。当然，到底哪个驱动哪个，其中机制还需要研究。 CBN：金融危机到来后，粮食危机谈论得少了。你认为，粮食危机结束了，还是只是被金融危机掩盖了？ 布劳恩：我要强调的是，粮食危机根本没有结束。目前，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并存。虽然金融危机到来后，国际粮食价格有大幅下降，但是在很多局部地区，情况并非如此。在很多国家，粮价并没有下降。在埃塞俄比亚，粮食价格在去年升高之后一直保持高位，而在尼日利亚是在高位波动。从这个角度看，价格一直没有下来，对粮食安全影响显然很大。 媒体与现实是两个视角。为什么现在听到的都是金融危机的消息呢？我想，这和媒体报道有关。金融危机影响的是富人和中产阶级，这些人群对媒体具有主要影响力，自然，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会得到更多读者或收视率。西方媒体，对非洲的粮食危机兴趣不大，报道不多。 不管怎么样，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是联动的。粮食价格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加剧、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银行利率提高、投资方向改变等连锁反应，这之间也互相作用。 CBN：美国目前有9000万吨玉米用于生物能源，这一数字可能增加。这对粮食安全会产生什么影响？ 布劳恩：美国通过对农民实施补贴和低价能源政策，补贴了富裕的轿车驾驶者，但是这相当于对贫穷的玉米消费者“收税”。这对粮食安全影响很大，风险性很大。生物能源提高了粮食价格。另外，由于玉米是饲料，因此也推高了肉类、乳类和其他日常食品的价格。 玉米用于生物能源是去年粮食价格高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根据IFPRI的模型，占了30%左右。去年，我要求美国至少在粮食大幅上涨期间停止生物能源，因此美国人对我很愤怒，在参议院抨击我。当然，现在奥巴马政府不像布什政府那样对玉米作生物能源如此热心。美国人开始听（我的意见），但是还不是很多。 “粮食中央银行” CBN：解决粮食危机有何良策？ 布劳恩：国际上的货币流动非常畅通，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通过这些机构能够筹集资金。当前，粮食问题主要是风险上升和贸易不畅带来的。我们需要在三个方面建立国际粮食储备机制以解决粮食问题：第一，需要建立一个“粮食组织”，包括G8+5以及越南、泰国和阿根廷等不在这一范围内的粮食出口大国，理所当然要包括中国、巴西、印度等粮食生产大国。第二，需要有一个秘书处做日常工作，充当“粮食中央银行”，像中央银行那样发挥作用。第三，需要有一个研究机构作研究跟踪形势，提供政策建议。 由“粮食组织”决定，在哪里开仓或收储。并不是将粮食囤积在一个地方，而是每个国家如中国、印度等保持自己的储备，像IMF那样根据储备数量拥有“粮食席位”。一旦发生情况，比如，非洲发生大饥荒，而某国手头有粮食，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将粮食储备转移到非洲。这是可行的，并不是革命性的全新想法。 我们没有试图完全抹平粮食价格波动，只是希望避免大幅度波动，避免饥荒。 CBN：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有类似地位。你提议的新组织，是否具有类似IMF投票权式的组织形式？ 布劳恩：这个粮食组织的成员数量将有别于现有的联合国组织。它将比IMF小得多，大约只有15个。这样能够非常有效地应对冲突。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成员数量太多，效率比较低、难于沟通和建立信任。就像一个足球队那么多的人能更好地增强彼此的信任。因此，我不建议通过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贸易组织或IMF来做这件事。 CBN：这个建议有没有实现的机会？ 布劳恩：目前，这已经不止是学术建议。G8+5峰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有益的提议。峰会决议认为，这应交给适当的学术机构进一步研究。我们IFPRI正在做这件事。 中国应严格规划管理土地用途 CBN：中国对耕地的保护非常严格，至今执行“18亿亩红线”政策。不过，与此同时开始了土地流转。你认为这些举措对粮食安全有何影响？ 布劳恩：对粮食安全来说，一个有效率的粮食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土地使用方面有重大变化。我注意到，现在转租等方式非常多。 另一方面，非农土地使用必须非常谨慎。在西方国家，比如德国，土地用途的界定非常明确，管理非常严格。这一目的是既要管理市场，保持资本在农村，又要防止土地集中，因为土地集中伤害穷人权利。我认为，应该有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划制度，按规划使用非农用地，防止土地集中。 在世界范围内，土地价格增长非常快。在非洲，现在一亩好地大约500元人民币，巴西是2000元，乌克兰是3000元，德国是1万元，印度是1万～1.5万元。当然，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土地市场，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并不归农民。不过，中国的土地价格至少与印度相当，很可能高于印度，也就是说高于1.5万元/亩。这让我们认识到土地的价值。 我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土地权利的界定与买卖。一方面要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要保护好贫困农民的生计。这两点要平衡好非常困难。土地转租买卖要建立在土地管理基础上，即土地用途必须要严格按照规划管理。总体上说，中国土地政策走在不错的方向上。 合作：海外购地的替代途径 CBN：你对中国企业海外购地尤其是在非洲置地，有何评论？ 布劳恩：非洲粮食增产需要知识、投资和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非洲国家欠缺的。非洲农业急需稀缺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称非洲农业为“半封闭型”——生产者与消费者基本上都是农户，没有能力为更大范围提供粮食。这样，风险非常高。只要天气变化，昆虫入侵，就会有饥荒造成死亡。因此，需要引入市场（指贸易）和投资（指购地）。这将更安全、更有生产力、更维护穷人利益。非洲有有价值的土地，而中国没有额外土地；中国有闲置的资本。 中国企业的资本与非洲土地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占用５０００个农民的５０００公顷土地搞大种植园；另一种是与５０００个农民合作，每个农民耕种自己的一公顷土地。我想，后一种方式的产出与大种植园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替代途径。 不过，非洲需要在卖地问题上谨慎。IFPRI在我的牵头下，对跨国土地买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土地买卖要透明，要使当地农民有知情权，而不仅仅是政府对政府的买卖。第二，要尊重当地风俗和传统权利。第三，新购入土地上的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原则。第四，生产出来的粮食应该在本地进行销售，而不是拿来出口，尤其是有饥饿状态出现时要禁止从非洲出口粮食。第五，要与当地投资者共同开发基础设施，建立一种共同所有的概念保护当地权利。 气候变化将使中国水稻减产15% CBN：未来中国和世界粮食安全将会面临哪些威胁？ 布劳恩：气候变化将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很大风险。世界范围内，农业（包括种植业和林业）占了总碳排放的31%。根据我们的模型，气候变暖将使中国粮食产量受到很大影响。不过，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以水田为例，到2050年，中国南方和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水稻产量将下降5%以上，其中，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和福建、浙江和山东部分地区的水稻将减产25%以上。不过，黑龙江和新疆部分地区将辟为新的水稻产地。这仍然会使总体减产15%以上，并且给基因库带来不可预测的改变。 目前，农业仍然是碳排放大户。但同时，农业也是解决方案，造林和更好地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