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友说：兰州一建的下岗和改制
就近期的国内形势来看，阶级矛盾（或者，套用流行的法学词汇，劳资矛盾）的形势不容乐观。刘汉黄砍杀老板而围观工人两百无一人相救，海南30多名民工用燃烧瓶讨薪，通钢工人打死自己的大股东也是未来的东家的老总，我想这三个典型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何况露出的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当然我想，工人们，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都不是贱民或暴民。这之中必然存在引起工人愤怒的起因，而我们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起因——我们的工人怎么了？我们的劳资关系怎么了？而问题的吊诡就在于这一系列事件和现行体制之间诡异的逻辑关系。 当然了，这是一个庞大的题目，我们不妨把视线集中到下岗工人身上，是什么引发了表现为地火一般的的劳资矛盾？那么就让我们以兰州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兰州一建）为例，尝试探讨这个属于大时代的“小”问题。 报道 在做任何探讨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甘肃日报2002年的这么一篇报道：《发展中的兰州一建》[1] “……近年来，国有建筑施工企业既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公司党政工领导班子学习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立稳定中求发展的工作思路，坚持集体决策，厂务公开，赢得了职工群众的理解与支持。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在企业生产经营中采用多种所有制实现形式，使基层单位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给企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在拓展对外经营、承揽施工任务中，实施品牌战略，靠工程质量信誉赢得顾客的信赖，扩大了市场占有份额，打开了经营局面。今年是公司有史以来经营状况最好的一年，通过多方出击，频繁参与投标以及干好在建项目，争得后续工程等不懈努力，使新承揽工程任务连续不断，基本保证了正常生产。…… 姚大哥 事实究竟是否如报道所说呢？我们[2]当然没有这个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寻找有资格的人来回答。在市劳动仲裁委阅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十一份资方为兰州一建的劳动争议仲裁案卷，顺着其中一份案卷上劳方的联系电话找到了当事人姚大哥。 8月11日下午，我们在省委对面的雪花啤酒广场见到了在这里做保安队长工作的姚大哥。46岁的姚大哥显得十分热情好客。谈到工作经历，姚大哥介绍说，他是1978年招工，然后到市建农场插队，79年返城进入市建103处（既市一建三处）做学徒工，当时每月工资是24元，一年之后转正，拿每月48元的正式工资。下岗之前做到了六级工，什么工种都干过，显然是十分能干。 谈起下岗的过程，姚大哥显得有些无奈：“这能有啥办法呢，我的大兄弟、尕兄弟，还有舅子哥他们，一家子全都下岗了。”当时，一项工程结束后，副经理王义珊通知工人们休息，等待上岗通知。有人问，那休息的时候工资咋办呢？回答是，上了班再算。于是姚大哥就和工友们回了家。在处理决定里所说的旷工419天中，姚大哥一共去单位找过五六次，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一模一样——直到98年的最后一次，劳资科的领导说，你被除名了。 而时隔九年之后，姚大哥才见到那份本应于九年之前送达的处理文件。之前也是忙于生计无暇顾及，这个时候他方才想起维护自身权益。于是找了律师，和单位打了这一场劳动仲裁官司。裁决决定，生活费的诉求超过申诉时效，驳回；撤销除名的处理决定，签订劳动合同并安排工作；补交之前的社会保险费。该案于2001年1月7日结案。 然而这时的一建已经不是当时离开的那个一建了。单位逼得没办法，姚大哥只能选择协议买断。三十年的工龄和自己的青春，只价值两万七千元钱，一年一千。 谈到现在，姚大哥十分感慨。“我们现在有这么个工作，也是珍惜的不行，”说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有气：“这个事我也再不想了，想开了。想不开又能干个啥呢？打官司嘛我把协议都签下了，打不赢；闹事去嘛也没意思，干不了个啥；造反呢嘛那就是说笑话呢，政府把啥压不下来？”姚大哥的笑容很爽朗，语气却透着无奈。 姚大哥可以说是一建工人的一个典型。年轻时干活利索，把青春和汗水全撂在工地上了，虽然文化不高但看问题眼尖，而且也为下岗的事受过不少苦——这可以说相当具有代表性。当然了，仅仅姚大哥一人无法完全代表兰州一建老工人的真实想法。之后通过电话我们又联系了手头能够联系到的十一位一建的下岗老工人，了解了一些情况[3]。 下岗 我们见到的有四份除名文件，说法都是旷工，屡教不改而被除名。如09年6月1日结案的程大哥的案子[4]、和姚大哥一起办理的他弟弟和张大哥的案子、09年4月15日结案的马大哥的案子、7月2日结案的郭大哥的案子…… 其情况之普遍，按姚大哥的说法是，“就像我们三处，前前后后下岗的有三四十人，工人全都下岗了。”一年半的时间里，牵涉到一建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除了两起之外[5]，都是有着类似的事实经过，即先通知单位没活可干，回家待岗，然后再发一份文件抄送各部门称该等工人“多日旷工，经多次教育仍不回归”或“经登报公示仍不回归”，因而除名。 仅仅我们见到的四份文件就一共除名八十七人，手头还有十一份证词，看来一建当时没有活干是证据确凿的了。这些工人大多是在96年被告知没活可干的（都在91年至98年之间），那么直至1998年尚且没活可干的一个建筑公司到了2002年却“扩大了市场占有份额，打开了经营局面”，还搬到了兰州雁滩高新开发区的高科大厦，一栋在当时看来应该算豪华的写字楼里呢？ “大家都干得是一样的活，民工他们一天最少也是三十，一月就是九百；我们唻，我们一个月拿上着三四百，这个工作谁愿意干呢啥。”“说是没活干，活都包给外面的包工头了，根本不给自己的职工留，为啥？人家民工干活，包工头还给回扣唻。” 这是工人的说法，姚大哥这话说得很通透，在工人们看来，没活干的问题很简单，就是领导们把活全部外包了，以求取经济利益，只给自己的工程队和职工留下一点残羹剩饭，供他们“轮岗”。 而资方[6]则称，当时的情况是给工人们安排了和“民工”一样的工作，但他们不愿意就岗，嫌脏嫌累。于是善良的资方只好通知不愿上岗的工人回家待岗。得到了这个说法，我们不禁要问，那么原先兰州一建建设的那么多工程就是“嫌脏嫌累”的工人干出来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怎么突然这些原本勤劳的工人突然“先脏嫌累”起来了？这两个问题，上面姚大哥的话早已经回答了。 这也就是说，这些工人是被欺骗，然后扫地出门的。“对于二零零几年之前的生活费/工资的诉求，由于超过诉讼时效，本庭不予支持”，“一次性发给X万元钱，此后与单位再无干系”——这样的话有多少次灼伤过他们的双眼！ 亏损 报纸上说一建的效益是好得很呢。而这明显和姚大哥的说法相左。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老大哥们似乎一直是有意避开这个问题，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公司在劳务上能够甩包袱，其原因和理由就是这一部分的资产属于恶性资产，也就是说是亏损的。而这样的亏损，恰恰是在承包制改革之后才开始的。 好好的一个公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姚大哥没有细说，只是提了一句顺口溜：“走了个大善人，来了个赵吃光，走了赵吃光，来了个大坏淞[7]。”这让我们想起了前几年工人给兰州铝厂巨贪魏光前的起的那个外号：光为钱。 那么工人对于企业的亏损就没与责任了吗？报纸网络上那些学者专家教授不是总喜欢把责任全都推到“大家拿”和大锅饭上吗（这一点尤以厉以宁的冰棍论为甚）？提起大锅饭和大家拿，姚大哥显得十分气愤。“大家不拿，领导照样把厂子整垮了，工人不拿一点能活吗？”“大锅饭吃着工人没有积极性？胡扯！你看看兰州，多少栋楼是大锅饭盖着起来的？数的过来吗？” 厂长们、经理们，他们倒是生活好了，“先富起来了”，工人们怎么样呢？“参股又能怎么样呢啥，打个比方，分红人家一股拿着一万，心情好了给你一股一千，心情不好这企业就亏损了，你咋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呢啥。”“年纪轻轻的下了岗了，早上大马路上拾着菜叶子回家洗着吃，这是我见哈的。”“前些年二通厂那个事你听说了没有？就是下了岗的两口子把娃娃领上全家自杀了。娃娃吵着要吃红烧肉，喊了几个星期了，他们想不开，买着肉做上，撒上老鼠药吃了。”这之中工人受过多少苦呢？“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对于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一句玩笑话。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我们被质问最多的一句就是“你们能干个啥/能帮上个啥？”不仅如此，老工人们还都以各种借口婉拒我们的见面要求，甚至电话联系中显得极不愿意，“这个事你们再不劳问我，我也说不清楚。”可以感觉到山大哥为此事受过很多委屈，以至心灰意冷。 结语 就我们所了解到的，建筑工人这个职业具有其特殊的性质，简单的说，就是从事重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大，劳动力再生产价格较高，甚至某些普通大工和技工的月工资与当地低层脑力劳动者持平；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为低下，老一辈下岗工人大多为初中毕业，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大多小学未毕业甚至是文盲，青壮年农民工高中毕业的也非常罕见。 这两个新老建筑工人所共有的特性，其直接影响就是建筑行业劳动力供不应求，竞争激烈，而对于工人个人来说相当不利。再加上改革开放后的承包制改革导致的层层卷入层层分利使得劳务公司的利润空间严重压缩，就导致了劳资斗争的尖锐化。 老大哥们说的都很朴实，也很能切中要害。综合来说，报纸和文件上出现阴阳两重天的原因是兰州一建由一个做工程并提供劳务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变成了一个单纯提供发包的股份制 “工程”公司，劳务的部分自然要甩包袱。这也就是“报纸上说得好得很，给工人却说没活干”的真实原因。而那些头头脑脑，自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改革先锋或者豪贾巨富，正好是名利双收。 而老大哥们在生活上遭受那些困苦，之后在诉讼中根本占不到便宜，正是因为他们在“改革”的巨轮面前别无选择，不得不祈祷这样那样的改革、改制的“牺牲品”里面不包括他们这些“国家的主人”；特别是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强大而奉献的传统情结，才在改制之初没有对抗情绪，但是，我们目睹不公不义四方横行的时候，当我们目睹国有资产越改革越运作越来越少的时候，而私有者的话语权登上台面并开始践踏一切的时候，工人老大哥们发现，他们面临的，是资本的锁链，这锁链让人绝望之处，就是顷刻之间让你生活无着，前路渺茫。 [1] 兰州一建，也就是本文的主角，全称是兰州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此处报道系整段节选。 [2] 这项调查是我一人所做，经中国工人网同意后以其兰州站志愿者的名义和工人进行接触的，这里为了与访谈时的说法相统一，还是沿用了当时的自称“我们”。 [3] 遗憾的是愿意并能够接受面对面的访谈的只有姚大哥一人，其余的访谈稿皆来自于电话访谈，情况所限，不能深入了解。 [4] 此处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隐去其姓名，下同。 [5] 一起为职工遗孀欠发生活费，另一起为退休职工因工龄被篡改导致欠发退休工资 [6] 调查过程中始终未能到资方的人力资源部门的正面回应，此处“资方的说法”是指市一建管理层内部知情者所透露的。 [7] 兰州方言，音song，二声，大坏淞，意同大恶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