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劳网：2010基本工资斗争回顾

8月份，主計處初估台灣第2季GDP成長率為12.53%，全年的經濟成長率則從6.14%上修至8.24%，可望創下自1980年來的新高；而同時間，去年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數減幅為史上最大；造成（以五等級分）所得最高及最低組差距6.34倍，是歷史次高；若扣除政府社福等政府移轉收支後，國內貧富差距更大，最高所得組平均為最低所得組8.22倍，是歷史新高。

台灣經濟從金融海嘯的谷底「爆衝」，加上貧富差距拉大，這兩個數據引起了社會普遍的關注，很容易讓大家聯想到的，就是「基本工資調整」這件事情了；今年，台灣的基本工資審議有了新的規則，差不多同時間，香港在7月份完成最低工資立法，在8月底，完成了最低工資的審議，定價為時薪28元港幣，預計將送特首曾蔭權核定後實施；而透過「富士康跳樓事件」，我們也看到了「最低工資」在中國加工生產基地裡，資本與勞工間產生的相互作用；近年，更有國際工運團體積極推動亞洲勞力密集地區的「亞洲基本工資運動（Asia Floor Wage）」。

在全球化，或者說得更仔細一點，是在「後東協十加一／ECFA」的區域經濟體下，東亞地區勞工薪資的相互之間的作用，連動的關係，勢必愈來愈緊密；在台灣，首先是工人運動缺乏國際的視野與運動經驗，而本地的「邊緣勞動者」：青年、中高齡、外勞、非典型受雇者…缺乏組織，而被排拒在以主要是穩定受雇者組成的總工會為主的「工資審議」的大門之外，使得台灣工運對於「基本（最低）工資」，這一個工人運動總體經濟鬥爭的課題，始終都是「被動因應」，甚至有些「冷感」的狀態。以下的一系列報導，希望就工運「基本工資鬥爭」為軸心，對這個問題，提出一些討論。

台灣：新遊戲規則

9月13號，台灣今年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即將召開，在8月底，在行政院完成修訂《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後，這個委員會的組成，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勞、資代表的比例大幅提升到各佔三分之一，部份官方代表退出，使得委員會的組成，最起碼是在形式上，更接近勞委會近年來所不斷強調的「社會對話」模式，也似乎更凸顯了基本工資由「勞資協商」的這個形成過程。

勞委會勞動條件處處長孫碧霞表示，這樣的設計，就是希望能增加勞資雙方的對話，官方代表下降到三人，其中因為勞委會跟工會方面接觸比較多，而經濟部和工商團體接觸比較多，而經建會則需要對整體的經濟情勢提出評估，所以保留這三方的官方代表，孫碧霞認為，學者的角色也相當重要，他們代表「公益」的角色。

至於實際上代表的產生，孫碧霞說，因為行政院婦權會規定，在這樣的政府委員會中，女性的代表一定要佔三分之一以上，所以勞委會需要調整參與者的性別比例，目前請勞方的十大總工會與資方的七大工商團體分別各推薦一男一女兩位代表，然後由勞委會從中各自圈選出七位代表與會。

遊戲規則既然定了下來，接下來就是「喊價」的問題了，8月21號，勞工團體曾經提出一個2.2萬的版本，9月3號，六大工商團體則大膽殺價，喊出「不調」的主張。

「目前全產總是有一個說帖，不過要等所有勞工代表都產生之後，把這些代表邀集過來一起討論、定案」全國產業總工會祕書長謝創智說。全產總目前的版本，與8月21號勞工團體提出的這個以「每人每月的最低生活費標準」乘以「每位勞工平均扶養人數」的數字大概是接近的。

兩個版本之間，有接近5千塊的差價，如果勞方7位代表和資方7位代表各自堅持自己的版本，如何產生最後的結論？孫碧霞說，這就要看當時的社會氛圍，勞資雙方要提出論述辯論，而會議的結論「一定不可能用投票的」。至於勞委會本身，其實用不著問，就是「沒有預設立場」。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勞資代表產生方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