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劳网：2010基本工资斗争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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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屬性：「社會」vs.「經濟」 勞委會把「基本工資審議」，推向更接近「勞資協商」的形式，該怎麼看官方代表退出這件事呢？謝創智雖然不反對勞委會所主張的這個「社會對話」的方向，不過他認為「這是長期的目標，事實上，基本工資最後還是官方在決定」，對於官方的三席代表，他質疑「為什麼不是內政部、社福部門，而是經濟部和經建會？」從對官方代表屬性的期待上，可以看得出來，對工會來說，基本工資具有「社會性」，不僅僅是勞動力的價格，而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在今年8月10日的聲明中，也指出基本工資「以民生為基礎，而非單純的勞務對價」。 九五聯盟執委陳柏謙認為，在這個議題上，根本不可能讓政府退出，或者降低它的影響，陳柏謙說「基本工資應該是政府主導的政策工具，現在擺出一個勞資協商的形式，事實上還是政府在決定。」陳柏謙認為，勞委會的這種作法「有點滑頭」。全產總與九五聯盟在這個觀點上，是相同的：政府在事實上由它所主導的這個會議上，已經先設定了這個議題，是在經濟領域的範疇下討論。這樣的結果，是把「勞動力」和「勞動者」分離開來，不顧慮「勞動者」的生存問題，只將「勞動力」當作單純的商品來看待。 而這種看法，很充份，也很極端地反映在「外勞與基本工資」之間關係的論述上，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主張外勞薪資應該與基本工資脫鉤，他認為，「因為國際之間的勞動力是可以流動的，我不是買外勞的『人』，而是買他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要用國際價格來買」不過，對林建山來說，這樣的關係，並不只適用在外勞的身上，他說他「不支持用破壞市場機制的方式來調整基本工資，對於邊緣的勞動者的照顧，應該用社會（福利）的手段來調整，不能夠用經濟的手段來解決社會的問題」，林建山將「經濟」與「社會」兩個領域切割開來看的想法，反而有助於論證勞工團體的看法：這一次「基本工資審議會議」的結構，官方在表面上退出，在背後主導，並將它定性在「經濟」的領域裡。 我們換一個角度，從今年香港的「最低工資立法」鬥爭來繼續這個討論。
香港最低工資，要33，得到28 對於香港工運界來說，最低工資的立法，當然是從「社會性」的基礎出發的；作為高度經濟自由化的港口都市，香港承受經濟「全球化」的強烈衝擊，根據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發表年度報告《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諧城市》顯示，香港是全亞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聯合國用評量一個地區貧富差距的「堅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計算，香港高達0.53，堅尼系數介於0到1之間，數值愈大表示貧富差距愈大，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對比台灣，2009年為0.345，較去年同期增加了0.04，貧富差距在擴大中，但還沒有突破這一個警戒線。 在這種條件下，香港工會今年就以「最低工資立法」以及具體提出時薪33元港幣最低工資，作為共同行動的議題。目前，香港最低工資已經立法完成，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並議定了時薪28元港幣的最低工資，與先前資方喊出的24元、勞方的33元相較，差不多是中間略低的水準。 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向來嚴重，香港職工會聯盟組織幹事譚駿賢說，還在英國殖民政府時代，1995、1996年左右，就曾經有人提出訂定「最低工資」的議題，不過在當時政府鼓勵房地產炒作，產生泡沫經濟與產業外移的現象，所以「大氣氛不允許」；香港回歸後，1999年又遭遇金融風暴、政府擴大外判（包）、私有化，使得貧富差距更形嚴重。2004年，SARS風暴之後，在工會的要求下，董建華政府用行政命令規定，針對政府外判（包）的工作，訂出了25元的最低工資。 譚駿賢回憶到，在那之前，在政府外判（包）的工作裡，甚至有時薪低到7塊錢港幣（相當於不到30元台幣）的工作，還有人要做；2004年，香港的國民平均所得，已經高達24,096美元（當年台灣是14,275美元），可以想見其「高所得」與「低所得」者的差距之大；政府的外判（包）工作帶頭壓低底層勞動者的所得，這實在說不過去，而董建華政府對外判（包）訂定25元最低工資的政策，就成為一個「鬥爭的缺口」，譚駿賢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