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劳网：2010基本工资斗争回顾

香港以家事外勞為主體的組織，有以教會為骨幹的AMC（Asian Migrant Centre），以及全球的移工組織IMA（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的分支AMCB（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在香港五一遊行，她們大規模地動員，「家事勞工也是勞工」、「最低工資人人有份」的口號響徹雲霄，但是仍然沒有辦法改變香港最低工資立法，將她們排除的結果，以本地工為主體的工會系統，也沒有辦法提供她們有力的支援；家事外勞也轉以「支持ILO訂定《家務工國際勞工公約》」作為重要的目標。（相關報導：今年香港的五一、香港家務工的抗爭、香港獨立媒體：五一亞洲家務工日專訪）

回到「經濟性」的討論上來

對於一個月薪5萬元的工人來說，把年終獎金從1.2個月，爭取到1.4個月，他可以實際多領到1萬塊錢。在台灣廠場、企業、產業之間，有固定或非固定「調薪談判」的經驗並不多，1980年代後期曾經有過較大規模的「年終獎金」爭議，一直到今天，這種型態的「調薪抗爭」，還偶而可見，這勉強可以算做是台灣工運「順法鬥爭（以工人運動的力量壓迫政府執行法律的保障）」之外，工人運動較具主動性的「調薪抗爭」；抗爭的標的明確、利益明確，這也是具「現實性」的「經濟鬥爭」型態。

而基本工資鬥爭，雖然形式上類似總體性的調薪鬥爭，但在其「現實性」只及於部份（「邊緣」的）工人，談判主體與利益的主體又有一定落差的條件下，其「社會性」義涵，反而高過「經濟性」的義涵，不過，勞資之間鬥爭的軸線，始終都還是「經濟性」—對資本利得進行重分配的；因此，我們也不能不重回「經濟性」鬥爭的角度來討論「基本工資」鬥爭的意義；在這個方面，反而是將此定義在「經濟領域」的資方，而不是定義在「社會領域」的勞方的說法，更具啟發性。

在基本工資談判上，資方將會提出的重要論據之一，是台灣的基本工資在全體勞動者平均薪資中所佔的比例。

林建山指出，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統計，有90%的聯合國會員國有「基本（最低）工資」的訂定，其中最高的，約可達每人平均薪資所得的75%，最低的，是每人平均薪資所得的23%；而根據2008年的統計，台灣17,280的基本工資，大約是該年製造業平均月薪資的40.1%，是該年各業月平均薪資的38.9%。這個數字，在世界各國中，可謂「中上」，也就是說，台灣資本工資的價位「並不低」。

但是，林建山的數據，只是在「受雇者」之間做比較，只能說明在台灣，領基本工資過日子的工人，與其他領薪水過日子的工人，差距沒有那麼大，一點都不能說明，台灣的雇主付出的薪水比較多。有另外一個數據，比較能說明台灣經濟成果的「分配」問題，那就是工人的薪資在GDP中所佔的比例：2007年，台灣的GDP裡，只有44.5%是付給工人的薪水，這是歷史以來，這個數字首次下降到45%以下，如果與美國的55.8%、日本的50.8%、韓國的46.1%相比，都是偏低的。2008年，再受到金融海嘯重創，經常性薪資增幅只有0.28%，扣除3.52%的通膨率後，實質經常性薪資呈現3.13%的負成長，這又是一個歷年最大減幅的紀錄（相關剪報）。

只談「基本工資」是不夠的

也就是說，如果以全台灣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在經濟利得的分配上，台灣工人是分得更少的，要改變這種情況，調漲基本工資還不是適切而足夠的辦法，它必須以前面所提到的廠場、企業、產業全面的「調薪抗爭」，也就是回到工人運動的「經濟性」抗爭主軸，才足以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