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工人的工資佔各國GDP的比例都在下降,這個趨勢,與世界各國資本利得稅都在下降是一致的(在降稅的這方面,台灣的力道是遠高於世界各國的,參見:「《產創條例》過了,恭喜大家!」)。當我們聽到「不能夠用經濟的手段來解決社會的問題」的時候,可不要忘了,今年4月,台灣才剛剛「革命性」地把營利事業所得稅,從25%,降到世界最低的17%水準,缺乏財源,陷入高額負債的國家,又如何用「社會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而「降稅」與「壓低工資」造成貧富差距「蠟燭兩頭燒」的現象,這個全球經濟自由化「向下競爭」趨勢帶來的結果,在我們面對「後東協十加一/ECFA」的區域經濟架構時代,勢必將愈演愈烈。中國,這個龐大經濟體的崛起,漸漸從「世界工廠」發展成為「世界市場」,同樣擁有龐大廉價勞動力的東南亞各國,成為中國經濟轉型佈局的「腹地」,台灣的「黃金十年」對於工人來說,極其險峻,一方面,我們面臨的,是捲入東亞地區資本稅、關稅、工資的削價競爭,另一方面,則是在出口導向發展底下,龐大的中國資本市場熱錢流入,造成股、匯、房市的炒作,帶來通貨膨脹的隱憂,以及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 亞洲各國基本(最低)工資鬥爭,是同一場鬥爭 在上述的條件下,我們發現到了,不僅包括東南亞各國移住台、港、星、韓等國的勞工,也包括東(南)亞各國國內的工資水準,因為區域經濟的緊密整合,使得亞洲各國「基本(最低)工資」的鬥爭,已經漸漸變成「同一場」鬥爭,也就是說,只有同步地拉升東(南)亞各國國內與移住勞工的工資水準,才能夠對抗國境之間,工資向下競爭的趨勢。而正是因為跨國間勞動力價格的巨大落差,造成如林建山所說「國際之間的勞動力是可以流動的…勞動力要用國際價格來買」的條件,而這個遠低於本地工人工資的「國際勞動力價格」,正是壓低工資、促動資本外移的元兇。 也許,目前如台、港這樣的政府,還不至於敢公然違背國際勞工公約,讓(工廠)外勞的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勞委會主委王如玄也明白表示「脫鉤就下台」的態度;但是在台、港家事外勞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政策犯規的方法很多,在立委、工商團體,不斷「撞擊」的條件下,威脅始終存在;就以最近經常被提及的「多元基本工資」為例,會不會從「城鄉」差別的討論,變成「自由貿易港區」內外的差別?政府只要宣佈港區不分本外勞,適用與港區外不同的基本工資,然後(暫時)不降低本勞的薪水,這樣,就像「家事工不適用勞基法」的結果一樣,達成脫鉤的目的、同時避免港區內本勞的反彈(而且王如玄也不用下台?)。 談到這裡,我們才能重回基本工資鬥爭「現實性」的討論,首先,勞委會找上桌談判的這些總工會,缺乏現實性,所謂的代表性,也徒具形式;究其實質,則是最不具代表性的,也因此,在這一次的基本工資審議,所謂「社會對話」,是失格的;接著,由於基本工資具有政策工具的「社會性格」,與一般「工資協商」的性質不同,國家放手,由勞資協商議價的理由也不充份,政府必須對基本工資的定價,負起完全的政治責任。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將基本工資的「現實性」重新找回來;除了體認到本地非典型勞動者薪資的提升,才是「消滅」非典型勞動的威脅外,更重要的是,得要從工人整體的利益,特別是在區域經濟體系下,資本利用「勞動力國際價格」,作為壓低工人薪資的武器這一個事實,不僅要要求提高基本工資,更要反對任何型式的「外勞薪資與本勞薪資脫鉤」,而且需要將不同國境中基本(最低)工資的鬥爭,視作與自己薪資鬥爭的同一場鬥爭。 在全球化衝擊下,稅收與經濟成果的分配,已經呈現嚴重的偏向,到了後「東協十加一/ECFA」時代,這種情形,勢必隨著自由化的加深而日趨嚴重,這已經不是調漲基本工資可以回應的了,而到目前為止,台灣的工人運動,仍然沒有能力主動地面對廠場、企業、產業全面性的「調薪抗爭」(這大概才是各級總工會所可以思考的議題),只能停留在「順法鬥爭」的形式,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境,實在是最嚴肅的課題。(全文完) 附錄:關於「亞洲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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