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李鸿章腐败往事：侄子打死人，无罪！

带刀客按：这是谭伯牛老师的好文，因为与我所居住的城市合肥有关，转载于此。

安徽合肥县署大堂曾挂着一幅对联，云：“合则留不合则去，肥吾民勿肥吾身”；作者是知县孙葆田。葆田，山东荣成人，著名“清官”，先进事迹写入《清史稿·循吏传》。

有人至合肥采风，问当地民众，县令如何。众人说，以前的县官，皆是“巨绅”的“家奴”，一心一意只为豪门服务，惟有孙大人，“为吾穷民做官”。合肥所谓“巨绅”，自然说的是李鸿章家，一门之内，兄弟将相，富贵逼人。

论情谊，葆田与李家不浅。初，葆田家居治学，鸿章耳其名，向山东巡抚丁宝桢推荐他，出任求志书院院长。后，任宿松知县，光绪十一年乡试，葆田荐卷中有一位中了举人，这人正是鸿章之子经述。

前任知县专为李家服务，招致县人不满，频至省城上访。民意沸腾如此，又不能截访，搞得两江总督曾国荃与安徽巡抚陈彝头疼不已。国荃与李家，有所谓“曾李一家”的生死交情，不好意思撤换维护李家利益的“父母官”，然而，袒护全然不顾地方利益的地方官，也说不过去。思来想去，既是贤令，又与李家有缘的葆田，当是合肥知县的不二之选，于是，国荃调葆田去合肥，望他不得罪李家，也能体恤百姓。然而，官家与屁民的冲突非仅见于近日，而是自古已然。葆田要两面讨好，很难。

李家在合肥，有两项主业，一是地产，一是典当。豪门不喜实业，不放贷则收租，亦是自古而然。光绪十四年，有人欠了李家的租，李家人上门收数，茶没喝好，竟将债务人殴打至死。遗孀赴县鸣冤，葆田升堂接状，命传被告，竟不到案。问书差，知道凶嫌是李家人，客气请他来对质，并不刑讯，因何不来？书差答，犯罪嫌疑人李天钺，可不是一般人，他伯伯是鸿章。按，天钺，鸿章弟鹤章之子，拔贡（凭关系得的文凭），捐纳郎中（花钱买的公务员），典型的高干子弟。

葆田说，瞎扯，出了命案，谁还管他伯伯是谁。谚曰：“知县案前有宰相，宰相案前无知县”；宰相格于层级，不能直接指挥知县，知县有授权，可以管治辖区内的宰相家属，即宰相本人在籍，也应接受知县管理。李家明白这个道理，虽不情愿，也只能交出天钺。当然，幕后的运作，同时开始了。

第一招，贿买原告。这招伤害性甚大，一旦原告翻供，不仅罪犯可以逃法，办案的葆田亦将受累——官若“失入”（将无辜的人入了罪），轻则革职，重则治罪。以此，葆田急招遗孀，问，您到底是要发财呢，还是要申冤？妇人怒曰，我不知道李家有钱吗？要发财，还来告什么状！葆田说，有骨气，赞。遂请夫人与遗孀“同寝食”，不与李家接触，以免中招。

第二招，托人和谐。葆田弟叔谦，自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府远道而来，看望许久不见的大哥，待至县署，礼炮齐鸣，中门洞开，葆田冠服出迎。叔谦惊诧。葆田为他解惑，说，兄弟相见，自是用不了这排场，不过，贤弟“今为中堂客”，七品官与当朝一品的入幕之宾相见，“恶敢不加礼”？见过，即令人领去宾馆休息，好吃好喝，只是不再见面。

鸿章兄瀚章，前湖广总督，在籍赋闲，见叔谦“竟不得一言而去”，不得已，亲自出马。葆田待他，就不如前客气了，不仅不出见，令人传话，也生硬的狠：“有案，请避嫌”。

葆田如此风厉，难道真把李天钺判了杀人罪？否。别说杀人罪，即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没戏，当然，退而求其次，交通肇事罪也是说不通的，毕竟债务人当时没穿滑轮。鸿章何许人，李家啥背景，总有办法了了此难。读者不要上了《循吏传》的当。

鸿章究竟如何运作，难考其详。只知道，巡抚陈彝说了句，这案子不能轻撤；当即解任，明年补顺天府尹（从二品降至正三品）。一向嫉恶如仇，尝劝曾国藩对曾国荃“大义灭亲”的彭玉麟，钦命巡视长江，至庐州，闻人说起此案，竟藉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浑忘了他在长江两岸办过那么多刑事案件，令权奸寒胆，为百姓撑腰，那一桩不是越俎代庖？至于葆田，虽办齐了确证，而层层上报，处处受阻，经年累月，不能定谳；转念一想，县官终是抗不过中堂，一己之安危固然可虑，而丝毫无补于冤死者，尤令人愧疚；人死不能复生，巨款稍慰寒门，于是，建议遗属撤诉，收下李家的赔款；自己，则心灰意冷，挂印还山。

回家，葆田作了一副集句联，贴在门上：“斯是陋室，臣本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