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须市 — 地震发生当时,石泽雅幸(音译)跟一群工人正在福岛第一核电厂第三反应炉附近进行维修工作,地板剧烈晃动,让他几乎站不住脚。他抓着安全帽冲出核电厂外的预备室,回忆当时的情况,他看见烟囱跟起重机像草一样摆荡,每个人都惊恐的尖叫。 55岁的石泽冲向核电厂的大门,但是警卫挡住他不让他走出厂区。大门内已经排了一长串车阵,有些驾驶狂按喇叭。石泽记得警卫说「请出示证件」,坚持要他完成标准签退手续。警卫还问他:「你的主管在哪儿?」 石泽说他当时对警卫大吼:「你在说什么鬼话?」他在警卫身后看见海平面上出现一大团黑影,他再一次大吼:「你不知道海啸就要来了吗?」 石泽先生最后终于获准离开。他并不是核能专家,他甚至不是管理核电厂的东京电力公司的员工。他只是个训练不足、四处流动的临时工,因为被核电厂提供的高薪所吸引,而铤而走险进入电厂处理高辐射的技术问题,像他这样的工人,在全世界还有成千上万个。根据日本核能安全机构统计,整体来说,这些契约工去年一年接受的辐射剂量是东京电力公司员工的16倍。这些工人现在仍然在处理福岛核电厂事故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些契约工体现了日本两阶层的劳动市场,有一群菁英、高薪的员工位居公司要津,而次等的劳动者不仅薪资低、工作没有保障,福利待遇也差。大量使用契约工,不但危及这些人的健康,也危害日本55座反应炉的核能安全。 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前物理学教授藤田容子(译音)说:「这是核能业的地下世界,哪里有危险,就叫这些工人去,他们身处险境,也让核能安全危如累卵。」藤田教授长期鼓吹改善核能产业的劳动条件。 根据2010年3月的统计,日本18座商用核电厂的83,000名员工中有88%为契约工。在福岛第一核电厂的10,303名员工当中,有89%为契约工。在日本的核能业,包括像东京电力公司跟负责维护电厂的公司,例如东芝跟日立,就属于菁英阶层,但在这些公司之下,却是承包商、转包商跟更下层的转包商,每下一层,薪水、福利跟对辐射的保护就层层递减。 在访问数位前任与现任福岛与其他核电厂的员工之后,可以窥见在核电厂工作现场的悲哀:他们平常的工作要忍受高热,用抹布清理反应炉的干燥器和使用过的燃料池,为检查人员、技术人员和东电员工清除辐射污染,并在极低的温度下,将核废料填入容器中。 部份工人来自建筑工地,有些则是希望赚取额外收入的在地农民,而一些不愿具名的工人透露,甚至还有些工人,是地方上的帮派所僱用的。 他们述说着害怕被解僱的心情,身上总是带着用来遮盖伤口及瘀青的肤色绷带,试着藏匿身上的伤,以免被雇主找麻烦。 不少现在与之前的工人说,在最危险的地方,辐射剂量之高,工人们必须轮流接近阀门,由指导者以码表计时,每个人只能转几秒钟,就必须放手离开,换下一个人来转,以这样的方式打开它。工人们表示,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三座反应炉,因为地震而自动停止运转后,类似的工作现在也在那里进行着。 「当务之急是避免『pan-ku』」,一名现在在福岛第二核电厂工作的工人,用了一个翻译自英文的外来语词来表示「puncture」,即「刺穿」之意。工人用「pan-ku」一词,来表示放射剂量测定器到达50毫西弗的每日累积剂量上限。(编按:此句原文Workers use the term to describe their dosimeter, which measures radiation exposure, from reaching the daily cumulative limit of 50 millisieverts.;按照台湾《游离辐射防护安全标准》第7条,辐射工作人员职业曝露之剂量限度应为50毫西弗/年;本句忠于原文翻译)一名因为害怕被开除,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人说,「一旦到达上限,当天的工作就会结束」。 64岁的川上武(音译),回忆起自己曾于80年代,在一次福岛第一核电厂年度停机大修时,爬进一号反应炉的废料池,用刷子和抹布用力擦洗墙上辐射物的情景。所有的工人都带着放射剂量测定器,一旦暴露量到达累计上限时,便发出警报。川上说,通常撑不到20分钟,测定器就会出现警报。 「工作时必须戴上非常紧的面罩,让人无法呼吸」,川上说,「我开始觉得头晕,根本看不到自己在做什么,几乎要被自己的汗水淹死。」 1970年代中期开始,大概只有50位曾在核电厂工作的工人,因罹患白血病或其他癌症,而获得赔偿。健康专家表示,虽然许多核电厂工人的健康问题,极可能是因为其工作所造成的,但通常很难举证。而川上已经被诊断出患有胃癌以及肠癌。 工人发生不幸事件的消息,总会在安全报告中定期出现。东京电力公司于2010年10月交给政府的福岛区报告书中,就提到了一起意外:一名契约工在擦拭反应炉涡轮时,因为误用了其中一条毛巾来擦脸,而受到极高剂量的辐射伤害。对此,电力公司在报告中回应,他们将会提供特殊的毛巾,给工人擦汗。 在3月11日的地震与海啸摧毁福岛第一核电厂的电力系统,使得反应炉面临炉心部份熔毁的危机后,大部分工人皆已经撤离。在那之后又回到电厂的工人,则被电力公司严密的与媒体隔绝,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住在禁止任何记者进入的宿舍里。但各种迹象仍显示,这些劳工继续在已经残废的电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两周前因为踏进放射性污水中而受伤的两名工人,也是次级包商所僱用的契约工。东电表示,至4月7日为止,已经有21名工人承受累积超过100毫西弗的放射剂量,也就是紧急事故时期最高暴露剂量的上限。但就在上个月,东电将紧急事故时期的剂量上限,提高至250毫西弗。 东电拒绝透露究竟有多少外包工人已经遭受辐射感染,他们仅表示,至4月7日止仍留在核电厂的约300名工人中,有45名受雇于承包商。 随着回核电厂工作的风险愈高,这些按日计酬工人的工资也水涨船高。家住核电厂一哩外、和其他居民一起在地震隔天被撤离的石泽说,上周一位前雇主开出2小时三万日圆的高价,找他回福岛核电厂工作,这是他之前酬劳的两倍多。有些曾和石泽在同一个工作小组的人,还听说过每天将近九万日圆的日薪。雇主的出价随着电厂当天的状况好坏、辐射外泄的风险而波动。但石泽目前为止拒绝回去工作。 有些专家说,核电厂的工作环境已经在过去几年得到改善,尽管根据政府统计,随着安全标准提高,每个工人平均接受到的辐射量在90年代曾经下降,但从2000年以降,工人遭受辐射感染的比例却不断提高。不只因为随着反应炉机龄的增加,核电事故愈来愈多,也由于电力公司为了减少个别工人受到的辐射量,而雇用更多工人,使得核电产业整体的工人数量增加。 明通寺的中岛和尚自70年代开始持续为工人的权益奔走,当时,日本西南滨海小滨市的地方政府开始沿着海岸线建造反应炉,至今已达15座。80年代初期,中岛协助推动了日本第一个核电厂非正规劳工的工会。 中岛说,工会过去曾向公司提出19项诉求,其中包括要求公司停止伪造辐射曝露监测的数值纪录,并不得要求工人向政府视察人员隐瞒厂内的安全状况等。工会在全盛时期曾经有高达180名成员,但工会干部却经常被黑道骚扰、威胁要伤害他们的家人。 「他们不被允许公开地发表意见,」中岛说,「一旦你进了核电厂,里头的一切都得保密。」 上周,福岛核电厂工人们在安置中心吸菸区的交谈,仍围绕着「究竟要不要回去电厂」这个话题。有些人认为,建筑临时工再怎么说都比核电厂的工作安全,「地上的洞是看得见的,但你看不见辐射。」一个工人说。 受访的工人中唯一愿意透露姓名的石泽表示,「也许有一天,当我真的快要饿死了,我会回去核电厂。」除了在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工作之外,石泽也在火力发电厂和高速公路当过营造工人。他表示,他会尽可能远离核电厂,「我的确需要工作,但我需要的是一份安全的工作。」 原文出处:2011/04/09 NewYork TimesJapanese Workers Braved Radiation for a Temp Job 刘光莹、陈宁、陈诗婷/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