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体业进一步自由化,中国政府的意愿显然有限,除了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三星级和三星以上酒店,官员以及外国人家中,凤凰卫视都未能获准在中国内陆其他省份播出节目,就是例证。但作为创始人的刘长乐说,这一点不再重要,因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信息的传播范围已远远超出卫星电视的覆盖范围。 尽管政府审查机器无所不在,凤凰卫视的各项业务却一派生机。关于这一点,刘长乐的秘诀是,尽最大可能不干涉编辑事务。说到凤凰卫视比较大胆的脱口秀节目《锵锵三人行》时,他说:“我的管理方式,就是不管。”他又说:“我看完之后,就想像着某些地方领导,这些节目骂地方领导。我要是他们,我看了,也要犯心脏病。他们肯定在那骂,刘长乐搞的这家伙,窦文涛胡说八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不看这些节目,我给你扛着。” 刘长乐也为自己允许手下记者在报道重大新闻事件时挑战极限而自豪。一个例子是2003年他通过游说,获准直播中央政府关于非典(SARS)的一次新闻发布会。非典是一种始发于中国的呼吸道疾病,但地方官员一开始瞒而不报。另一个例子是2005年凤凰卫视率先报道中国前总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赵紫阳因表示支持1989年天安门学生示威活动而遭罢黜,余生都被软禁在家中。 然而,凤凰卫视并未因此成为英勇的自由斗士。刘长乐表示,他要求他的记者们对中国政治问题的批评要积极正面、富有建设性。“这个跟媒体的‘客观、公正’肯定是冲突的,但是要好过‘消极、恶意和破坏性’。” 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在问到他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怎样的特殊关系,才使凤凰卫视享有如此独特的地位,刘长乐的回答高深莫测:“朝中有人”未必是成功的关键。“如何把形而上的‘价值理论’和形而下的‘行为风范’结合在一起,如何在官人的剪子和百姓的票子间走钢丝,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永不磨灭的热情——我们还真有一些可以意会无法言传的经验、教训。”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