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给学生上一堂党课，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 ...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新中国的建立”。

“有人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上比国民党高，我觉得是不对的，根本上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俞正声随后谈到农民参加土改。

“有的同志说，土改就是农村里的痞子，把地主的财产分了，乱打乱杀，这个现在很多文章里面讲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群众的反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时期也发生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拥护解放军和拥护共产党呢？从根本上说，土改运动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的探索”。

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

如何看待当下的矛盾？

“30年来国家有很大进步，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俞正声一一数道。比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在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的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块，这可是几百上千倍的差距”。

“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此外，俞正声还谈到了当前社会矛盾不断地涌现。他说，“有一些社会矛盾是属于干部处理经验不足，没有在早发阶段赶紧处置；有一些社会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来没那么大。”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俞正声也历数了他所认为的原因。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难以避免阶段性的混乱。而这种快速发展、分配上的变化、财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

“这是正常的。”俞正声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的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新世纪利益多元多变，是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是任何国家快速发展的阶段都难以避免的。

还有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分工变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还强调，这不光发生在中国。

“第三，还有我们工作的不足和体制的缺陷。”俞以分配问题为例，他说，邓小平1993年就讲过，分配问题可能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应该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鼓励用各种方法去进行探索。“我想我们对小平方针的认识和实践上做得不够。”

“此外，干部的监管使用上还有制度性的缺陷。”俞正声顿了一下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不过俞正声告诉听众，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标准，他每个月工资一万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长韩正低一些。“抽烟是自己买，衣服也是按照市场价格买。”

俞正声也提醒说，（解决当前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建国以来的教训是什么，是急于求成，以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是GDP赛跑，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投资、那么大的货币量。”

“我们总要找到新的途径和办法，就是靠各方监督的办法。”他甚至举了个自己的例子，他去年10月去崇明检查工作，结束后随行人员邀请他去看看当地一个湖。当时，大量游客在那，俞正声一行至少有四五辆车就开上去了，然后上了船。

俞说，从船上下来，游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这段自嘲，也引得学生一阵大笑。

因此，“还是要扩大公开，置于群众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方面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