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肾的全球化历程，人体器官交易彰显资本主义本质

印度在1994 年制定了《器官移植法》，规定活体器官移植的来源只能是亲属，并在每一个邦都成立了器官移植监控委员会，没有委员会的许可，任何家庭成员或其他人都不能赠送肾脏。

选择赠送器官的亲属要在委员会面前接受问话，并提交规定的审查材料。“猎头”嘱咐拉尼，他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别多说话，直接把材料交给他们，然后迅速离开。“有时候，那些中介还会送钱打点打点，保证程序不出差错。”拉尼对斯克特说。“那次我被问话很简短，他们就问我是自愿捐献肾脏的，我说是，他们就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名，非常快。”

几天后，拉尼和穆斯林妇女同时住进了一家医院，完成了移植手术。她们从头至尾都未见面，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手术后仅3天，拉尼的伤口还在不断渗出液体，她就被医院赶回了家。当她一周后回医院做检查时，医生都好像不认识她。同时，“猎头”和邻居以及之前承诺的2600 美元都消失了。她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那些器官贩子真该停止了。我真正的问题是贫穷，我真不该同意卖肾去救我女儿的命。”

拉尼也曾想过向警察局报案，但另一个卖肾女的经历让她打消了念头。那个名叫玛丽卡的 33岁女人，为了改善生活卖了自己的一个肾，拿了750 美元的首款后做了手术，中介再不肯给她承诺过的 2250 美元。她报了案，认为自己在交易中受到了欺骗。警察却认为，要抓也得他们两个都抓：器官贸易是违法的，玛丽卡同意出售自己的器官也是违法的。“被抓进去的中介过了一星期就被放出来了，惩罚只是一个警告而已。”拉尼说。

一颗肾的增值——从穷人到富人的跨国贸易网

斯克特曾经目睹过一场取肾手术。在金奈一家小医院里，几个医生将一位男性卖肾人健康的左肾取出。2个小时不到，手术就结束了。按照规定，他是不可 以进入这种手术现场的。一个医生将他带了进去。那人也是一位“中介”。仍在麻醉中的病人将因此得到 3000 美元报酬。另一个等待做肾移植手术的病人为移植手术支付了15000美元。

“卖肾人那一端的中介处于贸易链最底层，”斯克特对记者说，“底层中介得到的报酬只有几百美元。而中介很多，除了卖肾人的中介，还有做手术医院的中介、患者的中介、做国际贸易的中介。他们都会从最后肾移植手术的手术费中分成。”

“最底层的卖肾人得到的报酬从750-3000 美元不等，在印度国内做肾移植手术大约是15000 美元左右，美国则需要262900 美元。如果一个中介花3000 美元从印度的贫民身上收肾，再以26万美元倒卖到美国， 就实现了一颗肾从穷人到富人身上的转移。这样一张庞大的跨国贸易网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斯克特说。

2011年1月11日晚，土耳其警方闯入一处位于伊斯坦布尔郊区的别墅并逮捕了53岁的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尤瑟夫·桑麦兹。他便是器官国际贸易链条中的一个著名中介。在 2008 年，检察院指控桑麦兹与8名合伙人长期以来诱骗一些中亚和欧洲贫民来到普里斯蒂娜，提取他们的器官，并将这些器官以10万美元的高价出售给一些以购买器官为目的，来自加拿大、德国以色列和波兰的旅客。同年，桑麦兹开始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欧洲理事会认为，桑麦兹的诊所只是庞大的器官交易网络的冰山一角，其中甚至牵扯到科索沃总理哈什米·塔奇。

1984 年，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禁止买卖人类的器官和组织，推出了移植器官的匿名制度。保密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捐赠者的隐私，但它同时也使得供应链本身非常复杂。“你不用为心脏花钱，但你绝对要为心脏移植手术付费，高昂的手术费用，对中间人来说蕴藏着巨大的利润。”斯克特说。

如果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那么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政府网站上登记排队，等待死者捐献出的器官；要么接受自己仍在世的亲人或朋友的捐献。政府分配器官的原则是那些病情最重、最需要器官的人许多人就在无望的等待中死去。尽管在法律中，买卖人体器官被禁止，那些移植手术的“配套服务”却没被禁止。斯克特在书中写道：“在美国，谈论一家器官移植机构涉及器官买卖的生意是个禁忌。而实际上一家器官移植机构是最能赚钱的部门，也是医院招徕生意的金字招牌。”

国际卫生组织 2002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被认为是肾衰竭的最主要的原因—有 1.71亿人，到 2030 年这个数字可能高达 3.66 亿。

斯克特和不少中介聊过。“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做有违道德的事情。”斯克特说。那个介绍他观摩手术的医生对他说，“我只不过想要帮助人而已。我的病人生命垂危，只有换肾才能救他的命。而刚好也有人想卖肾赚钱，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应该合法化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