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伸冤失败刀捅四法官，被判死缓

王家再签“息诉”协议

2008年王强父亲担心儿子精神问题阻止他再申诉，并签协议承诺息诉，以领取特困补助

到2007年，王强的行政官司打到了尽头。

王强先后两次，到北京最高法申诉，没有进展。按王树文的说法，担心儿子常年申诉精神出问题，便阻止再申诉。

妻子张玉凤说，王强不爱和人说话，有什么事都放在心里。偶尔问一句，他会瞪眼，不让多问，“多问几句，他甚至会发脾气”。

王强对申诉的经历只字不提，“出去不讲，也不许我问。”

作为妻子，张玉凤不知道丈夫在外的遭遇，而王强的一些反常举动，让她有些害怕。

“刚结婚不久，那时还没孩子，他从外面回来，眼睛发直，不说话，一打听，就发火。”张玉凤回忆，甚至一天晚上，王强拿出一把小刀，在左大腿上划，划出很深一条血口子。

还有一次，两人吵了几句嘴，张玉凤回娘家不到半天，就被电话叫到医院去———王强用菜刀剁掉了左手四只手指，后来虽给缝上了，但至今仍有2根手指不能弯曲。

王强的官司虽然没有打赢，但昌黎县相关部门开始重视并解决王树文的问题。

2005年，王树文到昌黎县公安局申诉，说日子不好过，公安局送50斤大米到王家。

“派出所也总上王家，或掏钱，或送一吨煤、送点水泥啥的。”苏庄村村支书兼村主任苏长民介绍，前几年村里安自来水，王家找到派出所，派出所给村支书打电话，400元的安装费也免了。

2006年，昌黎县公安局将王树文家户口办农转非，给王树文夫妇办理城市低保，每人每月150元。

2008年，昌黎县有关部门协商，龙家店镇政府给王树文夫妇每人每月300元特困补助。但有个条件，“不能以王树文曾受到伤害和生活困难等问题，再申诉提出任何要求。否则，从你们申诉之日起，停发生活救助款。”

此后，王强停止了他的“替父申诉”之路。2009年6月，他买了一辆三轮车，在昌黎县城拉客。

3年后为何再诉?

王强在笔录中称，虽然息诉3年但他一直在琢磨申诉;如今王强被判死缓王家依旧贫困

王树文和家人至今不理解，为何3年都没去法院的王强，会在2010年7月2日，突然再去秦皇岛中院。

王强在警方的问讯笔录里，提及了再申诉的动机：“虽说我没有再去法院找，但我一直都在琢磨这事，所以7月1日晚我将准备好的国家赔偿确认书申请让我父亲王树文按了手印，7月2日我就去了。”

血案发生后，王强家属打听到，王强曾表示，3年后再次去法院，“是想试试运气，看一下原来的法官调走了没有。如果是新来的法官，或许会给他一些帮助。”

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益华认为，对于法院已经生效的调解书，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如果不能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只是当事人反悔，想推翻调解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胡益华说，要推翻法院生效的调解书，需要满足很多条件，而就此案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非常困难。

但王强他父亲始终认为，县公安局不履行《国家赔偿法》是错误的。

在媳妇张玉凤看来，王树文枪伤赔偿的17万，是王家唯一的积蓄，但王树文卧床不起，毕竟会坐吃山空。

王树文的开支是可以测算的。除了日常生活开销，这个下半身瘫痪的男人，经常需要输液，一次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在王树文老房子的炕头和窗沿下，随处可见用过的药瓶和药盒。

但王家的经济来源有限，并且为数不多，除了多次申诉争取到的低保补助，就靠儿子和媳妇的接济，王强开三轮车，张玉凤种地、在挂面厂打工，收入微薄。

王树文趴在床上，妻子段巧云给记者看丈夫的伤。她揭开王的裤子，王树文臀部、大腿两侧，露出拳头大小的褥疮。

王树文淌着泪对记者说，他后悔当年没有极力阻止，儿子才走上“替父申诉”的不归路。

发稿前，本报记者曾多次联系王强案辩护人——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马舒宁、陈琦，但二人均拒绝接受采访。

王强家人不服一审判决。他们说，上诉状已于今年6月28日递交河北沧州中院。(本文来源：新京报作者： 刘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