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资本家任志强叫嚣消灭国有企业

“红旗下的蛋”

任志强任职的华远集团是一家国企，并且只是北京西城区国资委管理下的一家国企，按照级别划分，作为老总的任志强也仅仅是个“处级干部”，相当于中石油的一个小科长，任志强70多万的年薪，甚至比不上京城媒体老总一年的薪水。他在北京有3套房产，其中一套是单位分的福利房。这样的任志强一度被公众认为是“为富不仁”、“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奸商。

任志强对国企的身份非常在意，因为他也是“红旗下的蛋”。

他每个周末都会去陪母亲，周日一大家子在母亲家聚会已经成了惯例。任志强曾把母亲叫做“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说她依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世界里，到现在仍然坚信。“我父母没出过国，可能去过苏联朝鲜等共产主义国家，他们这辈子都没有看到过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任志强认为去过苏联不能算是出国，“看到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东西，还是凭票供应，大家都穿布拉吉，没什么特别。”

今年母亲节，任志强带着母亲去酒店吃饭，90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身着蓝灰色调的老式外套，胸前别着一只带着党旗的徽章，任志强在微博中写下“惭愧啊”3个字。

“她希望我在国有企业工作，认为个体户是为自己干活，而公有制企业是为人民服务。”虽然任志强遵从了母亲的意愿一直在国企工作，但他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为人民服务是错的，为人服务才对，民和官怎么就变成对立的呢？你和我是一样的，凭什么你当了官就不一样？都是皇权思想作祟。”

任志强出生在一个红色高干家庭，父亲任泉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山东赴河南参加革命，在素有“小延安”之称的竹沟开始了革命生涯。1938年，刘少奇和李先念从延安来到竹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任泉生成为李先念的部下，解放前官至中原局税务局局长，解放后任商业部副部长。母亲是北京市二商局的党委书记，局级干部，在计划经济时代负责食品、烟酒等物资的调配。

任志强一直在北京西城区生活，初中考入了35中，最有名的校友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紧张，国家维持了庞大的军队体系，北京实行男女分校制度，男校是兵源之一。“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兵理所当然。”任志强说。

1966年，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要求各级党委与资产阶级复辟路线斗争到底。高干子弟们比较早接收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西城区和东城区的高干子弟们率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保卫党的事业”。

“文革”从北京开始席卷全国，任志强年岁尚小，但他的哥哥已经成为西城区纠察队一司的副司令，也曾作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4.68 0.00%]门和中南海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

“文革”进行两年之后，红卫兵之间的武斗越演越烈，工厂陷于停顿，大量青年无法就业，这个时候毛主席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1969年春节前夕，17岁的任志强到了延安冯庄公社插队，这也是王岐山插队的地方。潘石屹曾在微博中爆料，“领导说，那时任志强小，我带他一起上山下乡去的。”这位领导就是王岐山。任志强却调侃：“毛主席让去的，不是他。不就是个学长吗？升了官还是个副的，在我眼中仍然是个辅导员，这个‘员’可比‘长’更值钱啊！”

大部分的“知识青年”在农村一呆就是10年，有些人连回城的机会也没有等到。任志强的妹妹，直到他父亲退休才调回北京，回京时已年近40。不过任志强却很快离开了农村，“‘文革’后期，出了些事情，有些老干部的孩子自杀了，也有被打死的，周恩来觉得有些太过，就做了个另类批示，将这些老干部的孩子保护起来，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到部队去。”

下乡8个月之后，任志强在济南军区参军了，同去的都是李先念老部下的孩子们。“你父亲是谁啊？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个。”

下乡10年，当兵10年，接触现实以后，这一代的人开始思考问题，不仅思考自身的问题，也在思考国家的前途问题。经济学家许小年，比任志强小两岁，他说，“我们都做过红卫兵，曾奉命造反，被送到乡下后，才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越来越觉得‘文革’没有道理，老百姓生活怎么会越来越贫困？”

为了解决内心的疑惑，任志强开始有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那时候书很少，我们都是聚在一起交换着看，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主义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完的”。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任志强有了自己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政治理论而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尤其是资本论，后来发生的事，包括金融，马克思都不懂，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一成不变的思想做指导。”

秦晓被任志强视为他们这代人的代表性人物，“我们是好朋友，有些观点可能不同，但总体的想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