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后赔钱赔到喊跳楼，社会现象根源于制度

记者： 我们想了解一下凌华坤案定性的问题，他好像在派出所遇到了一些阻力。

陈浦明：现在已经派人处理好了吧，还没处理吗？我没有亲自（办理），我催一催他们快点处理，不管怎么样他（凌华坤）的行为是好的，应该表扬。

记者：他现在这个手续办得不顺利，是公安局的内部原因，还是政策方面有阻力，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陈浦明：这个一下子说不清楚，你跟公安局的办公室主任联系吧。

随后，陈浦明以在开车为由结束了通话。半小时后，记者再次拨打他电话时，他仍未解释手续办理拖沓的原因，称“电话里了解不好，还是明天你到我们局里谈吧。”

另外，记者从傍晚开始拨打吴川市公安局局长陈天耀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据了解，平安保险公司湛江分公司负责凌华坤事件的理赔业务。但距离事发已经五个月之久，保险公司仍然没有作出任何理赔决定。当时负责死者和伤者赔付的业务经理冯先生解释道，对于这件事，公司高层很重视，但是由于见义勇为事件比较复杂，认定过程的重要凭证———由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出来，便不能认定谁是事故责任方，理赔自然就无从谈起。

负责凌华坤车损理赔的业务经理许先生表示，此事需要等待交警和刑警对于事件的定性，才能作出赔偿。保险业界人士表示，如果认定是见义勇为的话，保险公司的理赔可能性较小。因为见义勇为这一行为就包含着主观有意的成分（而非无法预料的自然灾害）。死者或伤者家属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将见义勇为者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但并没有胜诉的把握。

知名律师：凌华坤存在过失杀人可能

凌华坤目前最担心的是， 自己见义勇为撞死人，会不会被判刑？基于这种忧虑，他已向死者家属表示，自己愿意作出赔偿，以求得家属的谅解，不要起诉。

法律界人士表示，凌华坤存在过失杀人的可能。“在对方没有拿刀拿枪危及你的生命的情况下，如果致对方于死地，就是不对等的防卫。”

广州知名律师朱永平表示，见义勇为不能超过一定限度，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有生命权，从法律的正义看，不管动机有多好，都不可剥夺对方的生命权。在本案中，凌华坤存在“过度勇为，致人死亡”的嫌疑。法律不能鼓励“过度勇为”，否则会带来反面效果，极端的表现是见义勇为者可“就地处决”违法犯罪人员。

朱永平表示， 公安机关确实有理由逮捕凌华坤，走法律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其见义勇为的情节可以作为减刑依据。“但如果将见义勇为者刑拘，在道德上又说不通。这是该案最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其难以处理的原因。”

广东省人大代表、知名律师朱列玉表示，应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好心人免责”的法律规则。美国加州有个著名的案例，2004 年，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年轻女子发生车祸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另外一名名叫丽莎的女子将其救出， 亚历山德拉在车祸后瘫痪。2008 年亚历山德拉把将她从车里拖出来的丽莎告上法庭，称丽莎救助疏忽导致她瘫痪， 所以丽莎要为她的瘫痪负责。2009 年，加州议会以75 票对0 票通过“好心人免责条款”，条款宣布了类似丽莎这样的案例： 因救助他人的疏忽导致其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得以免责。

类似于上述加州的“好心人免责条款”，在西方很多国家都体现在“好撒玛利亚人法”的保护好心人法案（“好撒玛利亚人”是基督教文化中一个很著名的成语和口头语，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其核心内容均是规定好心救助行为原则上应免于承担法律责任，即“提供紧急援助者无责或者免责”，通俗地讲就是“好心人免责”。如果受救者认为施救者是肇事者，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如果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则施救者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新加坡的法律就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惩罚机制规定，如果被援助者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１至３ 倍的罚款。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还将以污蔑罪论处。

朱列玉表示，有必要通过立法来确定“好心人免责”的规则，为救助人规避可能遭受的法律风险。

1997 年9 月21 日深夜， 在河南省卢氏县公疗医院工作的李龙生到医院值夜班，途经县城新建路县公安局对面时，李龙生看见一人正从南面跑来，后面有几人追赶，李连想都没想，即将来人（张某，本在县公安局巡警大队接受讯问，趁巡警外出之机夺门而逃）扑倒在地，在抓捕过程中，李龙生受伤。经法医鉴定，李龙生左腿伤情已构成六级伤残，丧失劳动能力50%，事后，卢氏县委、县政府下发文件对李龙生见义勇为的行为予以表彰和奖励，但赔偿问题一直未做处理。无奈，李龙生将张某、卢氏县公安局告上法庭，一审判决二被告赔偿李龙生经济损失及伤残抚慰金等共计4.6 万余元人民币。

蓝祖炎：被贼伤无钱治

2011 年6 月4 日，31 岁的蓝祖炎在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新茂辉工业园路见不平，追偷车贼，被捅3 刀，自蓝祖炎被捅伤送院以来， 每天花费都在1000 元以上，妻子只能“每天白天出去找人借钱， 晚上回来照顾他” ， 到现在已经欠下2 万多元外债， “每天都在担心停药”。 文/羊城晚报记者黄亮 林世宁 马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