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人岗位持续减少，10年间工人人数下降三成

过去10年里,新兴的美国工厂的物流上升了大约1/3，同时，工人的数量下降了大约1/3。这从标准电机公司——一家已有92年历史，位于皇后区的家族型制造业企业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上两种现象的影子。这是一个关于竞争和创造力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美国的经济现状，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为何解决就业危机如此不容易。

美国的工人，依然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来维生，而且，总体来说，这些工人（在美国，大约有4千万这样的成年人）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在努力为中产阶级的生活而打拼。不论你信或者不信，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制造业（在未来的一两年，中国可能会超过美国）。但不论排名如何，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依然在强劲地增长，仅就过去十年而言，美国工厂的出口，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条件下，依然上升了1/3。

不过，美国制造业的成功是付出代价的。其中之一，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机器所代替。从1999年到2009年的这十年间，工厂的裁员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们几乎抹去了过去70年间所有的就业人口红利。差不多每3个制造业的相关岗位中，就有一个消失了，也就是说，大约600万人遭到了裁员。目前，在美国制造业工作的工人数量和大萧条结束之后的工人数量差不多，但是美国如今的人口却是当时的两倍以上。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10年间，格林维尔地区的工厂有很多工作岗位，即使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也可以胜任。但此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随后中国对于国际市场的开放，使得位于中国和墨西哥的工厂可以以更为低廉的成本制造和输出棉纺制品，这直接导致了南卡罗林纳一家又一家棉纺织工厂的倒闭。与此同时，依然在开张的工厂也不断用自动化设备来代替工人。关于这种现象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现代化的棉纺织工厂只需要雇佣一个人和一只狗，那个人的工作就是喂那只狗，而那只狗的工作就是让那个人远离机器。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在美国制造？当一些制造业企业可以以低廉得多的成本在中国或者墨西哥雇佣工人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美国？

几十年前，类似标准机电的车床都是直接由人工操作的。一个好的操作工人不需要受过很好的教育，只需要有足够多的经验。而今天，机床由电脑来控制了，因而操作人员必须要懂得使用电脑。

卢克·哈钦斯是标准机电最新的熟练机械师。这个27岁的瘦弱年轻人的父母希望他成为一名牙医，但是他在大学里面主修的是生物和机械，因而他觉得，牙医不适合他，他希望能找一份让他尽快赚钱的工作。一个朋友告诉他，如果他懂得如何操作工厂里的机器，他就能找到一份每小时赚至少30美元的工作，这就是他后来加入机械技术工程的原因。

卢克擅长数学。“如果你懂得算术，就能成为一名很好的操作者，甚至程序员。”而卢克确实很擅长制造业器械编程。为了弥补实际操作经验上的不足，卢克特意用两个暑假的时间来“补课”。

经过6个学期的学习以及无数花费在机床切割上的时间，卢克和班上大多数人一样，在附近的工厂找到了工作。当他被标准机电雇佣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两年校内操作经验和五年工作经验。

卢克觉得自己显然还不是一个专家，所以他希望能学习一些和自己的工作相关的内容，比如工业电子等，这样他才会更有竞争力。

很大程度上来说，卢克可以说是美国工业劳动力市场巨大变化的人格化体现。在计算机操作机器之前，工厂生产的每一步都要依靠人力。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学习操纵一部简单的机器并不复杂，而且他们也可以从简单的开始，慢慢学习操作复杂机器。在这个过程中，新人也会慢慢变成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年薪可观。因为这些操作经验只有在工厂里才能学到，因而，越来越少的人去学校学习。

熟练劳动力和复杂的机器的结合使美国工厂在生产精密产品方面很有优势。以卢克为例，他可以迅速切换计算机程序，使计算机从操控机床，到操控燃料喷射器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因而，标准机电可以为几千种不同型号的汽车生产配件。相比之下，中国的工厂更倾向于长期生产单一产品，更新频率比美国要低得多。

标准机电的经理托尼说，工厂大部分的流水线是一种重复劳动，只需要简单的机器和低技能工人就能完成。而技术的进步，也让这种操作越来越简单化。因此，第一级别水平的工人的工资都差不多，而且可替换性很强。

不过，第二级别的工人，比如卢克，就可以比第一级别的工人多赚50%的工资，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去调试机器故障。

如果比卢克低的第一级别的工人，要实现其美国中产阶级梦，就必须努力成为第二级别的工人。十年前，一个第一级别的工人还可能说服老板，给他进行第二级别所需要的培训，而如今，第一级别和第二级别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而从经济成本考虑，老板们也不太可能愿意花大价钱让这些随时可能跳槽的工人进行这种培训。

人们或许会说，为什么像标准机电这样的公司老板不能有点人情味，帮助一下第一级别的工人，降低一点利润，还可以促进美国的就业。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标准机电的工厂还位于纽约。但是在纽约进行生产的成本显然太高，于是，工厂开始向一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比如墨西哥、波兰，当然，还有美国本土的格林维尔。今天，这座昔日的工厂只剩下了标准机电的高层管理者。

当Autozone、Napa这样的大型汽车零配件公司开始了扩张，它们利用规模优势和议价能力自然对像标准机电这样的小公司造成了挤压。

快速增长的标准机电最大的危机是在2009年，金融市场 深陷债务危机，公司无法筹集足够的钱还清自己已经出售的债券，面临破产危机。于是，CEO拉里只好卖掉了位于纽约的工厂，对管理层裁员10%，并尽一切可能削减开支。终于，标准机电在危机中幸存了下来，获得了新一轮发展，并迎来了最好的时机。当时，市场上的趋势不再是购买新的汽车，而是去购买新的汽车零配件。

鉴于这样的历史，市值40亿美元的标准机电目前最关注的事情依然是如何生存下来，而关键在于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质量。对于标准机电来说，高质量的产品离不开好的原料，而这些原料必须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在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降低劳动力的开销成了当务之急。如果标准机电为普通的工人支付更高的薪水，或者雇佣更多像第一级别的工人，那么它就不得不提高价格，或者降低利润——而不论选择这两者中的任何之一，都足以让标准机电迅速破产。

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应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像中国或者墨西哥这样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又适合生产什么样的产品？

标准机电的客户，也就是那些大的汽车零售店和批发商，更多地视标准机电为分销商，而不是制造商。他们希望标准机电能够在48小时内提供诸如发动机管理器或者温度控制器之类的产品。如今，几乎每一辆在美国街道上行驶的汽车，都有标准机电生产的配件。

标准机电只生产自己股票里面一半的产品，另外一半，他们是从其他制造商手里购买的，大部分来自中国。公司的工程师非常关心这些购买的产品，看看能不能用更低的成本进行本土化生产。不过，制造和购买相结合的模式，反而增强了标准机电的竞争力，让它的成本更低，质量更高，能更好地为大型商场服务。

标准机电两位工程师——约翰和马迪说，就在几个月前的会议上，他们评估了另外一种精密产品——点火线圈。他们惊喜地发现，来自波兰的产品不但成本低廉，而且在那里也能找到高技术的工程师。因此，标准机电开始准备在波兰建立离岸工厂。

这些决定最终将导致标准机电的数十种工作岗位向国外转移，或者说，也可能在美国创造新的工种。往往一种新的产品刚刚开始生产的时候，它会选择把产品线放在美国本土（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初级劳动者会得到工作的原因），但随后，当技术已经成熟，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就会向更低成本的地区，比如中国转移。在中国制造为标准机电节省了很多成本，尤其是那些简单的零部件，有时候甚至能省下80%的成本。

对于美国产业工人来说，有时这种情况是坏事，有时却是好事。比如说，如今，中国和墨西哥、波兰的工人变得比十年前技术高超多了，他们的工厂也可以生产更为精密的产品。

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带来的混乱和矛盾都指向一个方向：在美国，低技能的工人将越来越难找到工作。除非普通工人可以学会电脑技术或者做其他低工资地区工人不能做的事情，不然她很快会被机器或者低工资水平的工人所取代。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人预见到了日本在制造业上的崛起以及由此可能给美国制造业带来的冲击。有人呼吁联邦政府通过高关税，或者减少自由贸易协定来进行自我保护。但长期看来，这显然是对美国经济发展不利的。

其他建议也都是以利己为基础，不太可能有大的影响，比如制造商的补贴和减税（因为这些举动的好处将直接流向工厂老板，而不是工人，他们依然需要和越来越便宜的机器人作斗争）。最近几年最大的呼声，就是让中国停止干预货币市场。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希望中国不要再人为地让人民币如此便宜，但就算如此，美国低技术工人的就业率也不会戏剧性地上升，因为工厂将从中国转向印尼等成本更低的地区。

但当下，美国本土的制造业正在制造和销售的产品数量几乎是历史上最多的，与此同时，他们所需要的工人数量却越来越少。

生产力本身是个好东西，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才可能提高。因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我们不用再日以继夜地在地里劳动，因为有更高的工业生产力，我们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在商店买到。理论上说，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上每个人的福利。当一个人就可以生产出过去100个人才能生产出的产品时，价格应该下降，从而带来购买力的提高，而我们每个人也相应地变得更为富裕了。从经济学模型上来说，生产力带来的红利不应该仅仅流向资本所有者，它也应该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流向普通工人。

整个20世纪，由于科技提升而带来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为那些低技术的人们创造了便利。比如，快速发展的制造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并且可以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和电脑时代，一方面是对工业生产力的大释放，另一方面也让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很难设想怎么样的改变才能让大量低技能的工人在美国重新找到工作，但是我们或许可以为普通的工人提供一定的教育，保证她在未来十年可以获得一定的上升空间。带有补贴性质的工作培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确实为一些人带来了福利。但是这些项目带来的好处也不断被我们教育体制的弊端所减少。和那些已经受过一定基础教育，并且有着家庭支持的人相比，这些低技能工人就算受了培训，也不见得能获得更多的竞争力。

要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需要改善的方面太多，要让工人获得技能，就要改革我们的教育体系，以及青少年怀孕问题、毒品问题、种族歧视，以及一个破碎的政治制度。

这可能是制造业工作消失以后带来的最坏的影响。过去，不论在工厂还是在农场，几乎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聪明的和不那么聪明的，擅长社交的和比较宅的，有孩子的和没有孩子的。所有人都是从低技能工作做起，然后慢慢在工作中学习一些东西。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当制造业的雇佣率到达顶峰的时候，童年和青春期犯下的错误，家庭背景的不宽裕，都不是妨碍人们找到工作并且获得一定发展的大问题。

在美国历史上，人们的背后似乎曾经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这是一种结合了各种经济因素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许不会让生活变得更宽裕，但是却推动着人们每年进步一点，多赚一点钱。通过几代人的积累，自己比父辈们过得更好了。然而这些年来，这股看不到的力量似乎正在美国消失。文 │ Adam Davidson 译 │ 本刊记者 倪轶容（本文编译自《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