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刊发文预测刘易斯转折期 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将在十年内完成初步积聚 ...

刘易斯转折理论的演进与内涵

“刘易斯转折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对于判定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转移形势有重要意义。

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假设在一国经济中存在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农业部门，同时刘易斯认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极低，因而在一个固定的工资水平上，工业部门面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即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这两个假设出发，刘易斯描绘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图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固定不变的工资率下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增加，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向外移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了工业部门，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下去，直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所吸收。此时，如果工业部门继续扩大生产，其面临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将由水平变得向右上倾斜，如果工业部门不增加工资，将不再可能从农业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倾斜的那一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尽管刘易斯1954年的模型描绘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可能途径并提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全新思路，但这个模型的不足是明显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所谓边际产品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对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形成无限供给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二是这个模型描绘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它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发展的作用。如果农业部门的收入长期维持在生存水平上，那么在封闭条件下农业部门将无力购买工业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也无法完成。这就是说，刘易斯1954年模型所描绘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的部分，进而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是不可能存在的。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从“刘易斯第一拐点”到“刘易斯第二拐点”的进程被称为“刘易斯转折阶段”。

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刘易斯转折阶段需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但后发国家这个跨越时期有显著缩小的趋势。美英等国大约经历了六七十年的时间，而日本和韩国大约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除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持续快速上涨，日本、韩国在刘易斯转折阶段在城镇化率、农业就业比重等方面也出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完成刘易斯转折时城镇化率都高于60%，农业就业比重都低于20%等。

我国刘易斯转折阶段进程的国际比较

1.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自2004年开始，我国首先在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以后几年“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到2011年，不仅是东部地区，甚至中西部地区也开始出现招工难现象。与此同时，各地区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实际工资也有显著上升。总之，无论是大规模的抽样、经验观察还是相关研究成果都表明，我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出现短缺的转变，目前已经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情况与日、韩开始进入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的情况尚有差距，产业结构变动提前而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均衡程度都滞后。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及相关制度。因此，判断我国刘易斯转折阶段的进程，既要借鉴参考国际经验，更要结合我国实际。

2.我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时间的理论分析

结合相关理论和国际经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特点，结合中长期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预测等因素，对新增劳动力转移进行供求模拟，结果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新增转移劳动力大约在800万—950万人之间，2016—2020年每年约为600万—750万人，而2021—2025年间约500万—600万人左右，2030年前每年新增转移约400万人。这其中包括了通过上大学等途径实现的劳动力转移，农民工转移总量要少于总转移人数。根据模拟结果，“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将新增农民工500万—600万人，“十三五”期间为350万—450万人，2020—2030年间每年新增200万—300万人，到2028年前后农民工累计将达到2.9亿人。

根据模拟结果，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农业从业人员约在2.5亿左右，到2020年约为2.14亿人，到2025年，农业从业人员将减少到1.85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约24%，到 2030年减少到 1.6亿人左右，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21%左右。而一般估计我国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为1.8亿—1.9亿，也就是说到2025—2030年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将基本完成。

二是农业就业的比重。经济增长将带来非农劳动力就业的持续增长。根据模拟结果，中长期内我国农村劳动力仍将持续向二三产业转移。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农业从业人员约在2.5亿左右，到2020年约为2.14亿人，到2025年，农业从业人员将减少到 1.85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约24%，到2030年减少到1.6亿人左右，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21%左右，接近于日韩等国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时期的水平。

三是城镇化水平。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特点，预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峰值在70%—75%之间。到“十二五”期末城镇化水平在54%左右，到 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 59%左右,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 66%左右，接近日韩两国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时的城镇化率水平（60%左右）。

基于上面的分析，从理论上来看，预期到2025—2030年期间，我国将基本完成劳动力转移，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进入二元经济彻底终结、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有可能提前到来

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构成，可能使我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提前到来。

1.有效剩余劳动力规模已经很小

如前文分析，虽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还有 1亿人左右，但其中有6500万左右是40岁以上的，而且以女性为主，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以剩余劳动时间为主，基本不能实现转移，不是有效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真正可外出务工的只有不到3500万人，也就是说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只有 3500万人左右。由于对不同年龄劳动力的需求量不同，而不同年龄劳动力之间又不可能完全替代，因而仅仅增加就业总量，未必能解决特定年龄群乡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反而可能在某些年龄群的乡村劳动力（例如中老年劳动力）依然剩余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年龄群的劳动力（例如25岁以下劳动力或技工）供不应求。

2.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将在“十三五”期间基本实现转移

新参加工作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都将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根据我国人口预测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教育发展的规划，预计“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约有初中毕业生 1700万人左右，其中除825万人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外，约180万人直接参加工作，约610万人进入中等职业中学学习，合计每年近800万人中大部分为新转移的农民工。预计“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有初中毕业生1620万人，其中进入普通高中约830万人，进入直接参加工作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共约740万人，在这当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工主要组成部分。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乡新增劳动力约4000万人，其中农村新增劳动力约2000万人（假定农村新增劳动力占全国的 50%左右），农村转移劳动力将增加约4300万人，扣除农村新增劳动力（从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假定新增劳动力全部外出就业），存量转移约 2300万人（43002000=2300），则“十 二五”末期有效剩余劳动力仅有 1200万人（35002300=1200），按照常规的转移速度，这些有效剩余劳动力将在“十三五”中期转移完毕。也就是说，我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实际上有可能在2017年左右来到，2020年前我国将可能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进程。

这个刘易斯拐点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积聚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