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回忆邓小平出访及其外交政策，投靠美国搞改革

 邓小平访美期间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外国技术，需要发展经济。在他的要求下，他参观了美国的制造业和技术设施，包括佐治亚州哈波维尔的一家福特汽车组装厂、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在那里他仔细观看海上开采石油用的钻头），还有西雅图郊外的波音工厂。邓小平到达休斯敦时，坦率地表示要“学习你们在石油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充满希望，声称他愿意“了解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吸收所有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在休斯敦的约翰逊太空中心，他在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里流连不已。一位新闻记者报道了那时的情景：

 在美访问的邓小平表示中国热切希望得到先进技术，他今天在这里爬进飞行模拟器的驾驶舱，亲身体验了驾驶美国最新的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

 中国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似乎为这种体验而着迷，模拟降落一次后又来第二次，最后离开模拟器时还恋恋不舍。

 较之清朝皇帝对马嘎尔尼带来的礼物和通商许诺的刻意漠然以对，或毛泽东毫不通融地坚持经济自给自足，邓小平的态度与他们简直有天壤之别。1月29日在与卡特总统的会见中，邓小平解释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这个政策由周恩来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中提出，旨在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但与他此行的首要目的 建立美中事实上的联盟 比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他总结道：

 总统先生，您要我大致谈谈我们的战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苏联终究要发动战争。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有可能推迟战争。中国希望把战争推迟22年。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如果我们的努力没有结果，这个事就会变得越来越空。

 不组成联盟却作为盟国一起行动，这把现实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所有领导人都具有足够的战略眼光、深思熟虑的话，他们都会达成同样的结论。结盟等于多此一举，战略分析的逻辑即足以促使有关国家向同一方向努力。

 但姑且不论历史和地理上的分别，即便是处境类似的领导人也未必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尤其是压力当前的时候。分析取决于对事实的阐释；事实究竟如何言人人殊，至于事实具何意义就更是众说纷纭。因此，国家间才组成联盟 这一正式的关系形式尽可能地保护盟国的共同利益不受外部环境或国内压力的影响。联盟是权衡国家利益时需要额外考虑的因素。它还规定成员有法律义务在发生危机时守望相助。最后，联盟如若认真履责，可减少潜在敌人作出误判的危险，因而为外交政策注入一定的可判断性。

 邓小平 以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 认为中美之间建立正式联盟没有必要，而且总的来说在推行外交政策时还会累赘碍事。他们愿意依靠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但是邓小平的最后那句话也暗含着警告。如果不能确定或执行共同利益的话，两国关系就会变“空”，变枯萎，而中国就可能重拾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 那仍是中国的官方政策 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寻找平衡。

 在邓小平看来，中美共同利益反映在建立非正式的全球安排，在亚洲通过政治/军事合作遏制苏联，如同北约在欧洲的目的一样。与北约相比，这一安排并无严格的组织结构，基本上以中美双边政治关系为基础。它的地缘政治理念也与北约有所不同。北约主要是联合成员抵抗苏联实际发动的侵略，明确避免任何军事抢占的概念。为了避免外交对抗，北约的战略信条完全是防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