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回忆邓小平出访及其外交政策，投靠美国搞改革

 邓小平的看法是要对苏联的整个外围施加压力，尤其是它新近扩张进入的地区，像东南亚，甚至是非洲，以挫败苏联的计划 尤其是在东南亚。

 邓小平警告说，苏联决不会受协议的束缚，它只懂得实力对抗的语言。据说古罗马政治家大加图在每次讲话结尾时都要发出战斗号召“Carthago delenda est”（“必须消灭迦太基”），邓小平也有他自己的号召：必须抵抗苏联。他在所有讲话中都以各种方式警告说苏联一贯的本性是“见缝就钻”。他对卡特总统说：“苏联在哪里伸手，我们就要在哪里把它砍掉。”

 邓小平分析了战略形势，告诉白宫中国准备同越南打仗，因为它认为越南不会止步于柬埔寨。“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会有不止三个国家，”邓小平警告说，“它一直是胡志明的梦想。现在的三个国家只是第一步，然后也会把泰国包括进去。”他宣称，中国有义务采取行动，不能坐等事态发展；出了事就太晚了。

 邓小平告诉卡特，他考虑到了“最坏的可能” 苏联大规模干预，苏联和越南新签署的防御条约似乎是这样要求的。确实，报告显示北京从北方边境地区撤退了30万平民，并命令中苏边境线上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但是邓小平对卡特说，北京认为如果打一场有限的战争，速战速决，莫斯科就来不及作“大反应”；而且时值冬季，苏联对中国北方发动全面攻击也比较困难。邓小平说，中国“不害怕”，但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国把意图表现得足够模糊，使苏联不敢轻举妄动。

 战争结束一个月后，华国锋对我解释了战前的精心战略分析：

 我们也考虑到了苏联反应的可能性。第一是对我们进行大规模攻击。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他们在边境上有100万大军，但是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攻击还不够。如果他们从欧洲调回一些部队，那需要时间，而且他们就得担心欧洲。他们知道和中国作战是大事，短时间内完不了。

 邓小平给卡特出了个难题 是原则上的难题，也是公开态度上的难题。在原则上，卡特不赞同先发制人的战略，尤其是涉及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他即使不完全同意，但也十分重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关于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战略影响的意见，而这一意见与邓小平的意见不谋而合。卡特解决难题的办法是申明原则但留有随机应变的余地。温和的否定暗含着含糊的默许。他提出中国若出兵越南将失去道义上的有利地位 本来中国被公认是主张和平的国家，这么一来就可能受到“侵略”的指控：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你们不仅会受到来自北面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改变。现在公认中国是反侵略的和平国家。东盟国家和联合国都谴责了苏联、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你们计划采取什么惩罚行动，但它可能会造成暴力升级和世界态度的改变，从反对越南变为一定程度上支持越南。

 我们很难鼓励暴力。我们可以给你们通报情报。据我们所知，最近没有苏军向你们边境移动的动作。

 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和世界各国一起谴责了越南，但是出兵越南会造成不稳定，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拒绝支持暴力却又就苏军的动向提供情报，这给美国模棱两可的态度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可能意味着卡特不同意邓小平关于潜在的苏联威胁的意见；或者也可将其理解为鼓励中国出兵，因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对苏联可能干预的担心。

 第二天，卡特和邓小平举行单独会晤，卡特把一份阐明美国立场的说明交给了邓小平（这份说明尚未公开）。布热津斯基后来说：“总统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的基调是温和的，内容是严肃的。里面强调要力行克制，并总结了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因为我们不能正式和中国人联手。”当然，非正式的联手则另当别论。

 根据一份记载那次（只有一个翻译在场的）私下谈话的备忘录，邓小平坚持说战略考虑比卡特所说的世界舆论更重要。最要紧的是，中国决不能被看做软弱可欺：“中国必须教训一下越南。苏联有古巴、越南可用，以后阿富汗也会变成（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有这个实力。行动非常有限。如果越南以为中国软弱，形势会更加恶化。”

 1979年2月4日，邓小平离开美国。回程中他在围棋棋盘上布下了最后一颗棋子 路经东京停留。这是他6个月内第二次访日，目的是确保日本支持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并进一步孤立苏联。邓小平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重申中国的立场：越南侵略柬埔寨必须受到“惩罚”，并保证“为了捍卫长期的国际和平与稳定 （中国人民）将坚定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必要的牺牲”。

 邓小平遍访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再加上二访日本，达到了将中国融入世界、孤立越南的目的。后来他再也没离开过中国，晚年变得像传统的中国领导人一样，超脱于世，难以接近。（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