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建设兵团历史

新疆和平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和平解放的策动和影响

中国共产党历来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前夕，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曾先后派遣党的优秀干部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毛泽民、周小舟、林基路等来新疆工作。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祯等优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杜重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和献身精神，在各族人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天山南北广阔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解放新疆的问题，同王震等同志进行了亲切交谈，指出了解放的方式。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战斗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漫长战线上，今后解决这100万军队的方式，不外乎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方式仍是我们首先考虑和准备的。毛泽东与王震等同志亲切交谈，鼓励他们挺进西北，解放新疆。6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就中苏关系问题进行谈判，邓力群以政治秘书身份随行。谈判期间，苏联方面建议解放军加速向新疆进军。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力群携电台一部到伊宁，作为中共代表与三区革命部队联络之用。此时，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应周恩来之请留住北平。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9月8日，毛泽东主席召见张治中，告诉他解放军已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张治中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促使起义，张治中欣然同意。9月10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新疆问题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应“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同日，张治中连发两份电报，敦促陶峙岳、包尔汉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革俞军事委员会领导。9月15日，党中央联络员邓力群由伊宁飞抵迪化，向陶峙岳、包尔汉转交了张治中给他们的电报，并与陶、包进行秘密会谈。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明起义决心。9月18日，邓力群又正式提出，要陶峙岳、刘孟纯（省政府副秘书长）迅速派代表去兰州与彭德怀谈判。19日，新疆军政两方面即派出代表分赴兰州。9月22日，张治中再次致电陶峙岳、包尔汉，称赞其态度正确，措施得当，并说毛泽东主席阅电后，亦表嘉许，并嘱陶峙岳、包尔汉立即派员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洽宣布起义事宜。

为促使新疆和平解放，在国共和谈破裂后，1949年4月16日，周恩来亲自找屈武（屈武：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菲迪化巾市长，国共和谈时任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顾问，曾留学苏联。）谈话，要他赶紧回新疆，策动新疆部队起义，尽量使新疆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屈武回疆后，盛赞陶峙岳的保国安边思想，积极襄助其准备和平起义。

此外，周恩来还通过乔冠华做陶晋初的工作，促使他走和平起义的道路。陶晋初是陶峙岳的堂弟，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重庆时就与乔冠华相识。1948年8月，随陶峙岳进疆。乔冠华受周恩来指示，写信给陶晋初，要他在新疆相机行事，做好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1949年5月，陶晋初亲笔向陶峙岳呈写了《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对陶峙岳产生很大影响。

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由一些进步力量组成的战斗社、先锋社、新疆民主同盟等，配合国内的解放斗争，及时传播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印发传单、宣传品和出版油印小报，秘密地送到包括陶峙岳在内的军政要员手里。邓力群在迪化期间，与战斗社、先锋社取得了联系，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指导。这些宣传，既使国民党军政要员振聋发愤，又发挥了攻心的威力，是促成新疆国民党驻军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前夕，陶峙岳所统属的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共3个整编师，10个整编旅，合计7万余人，驻地分散，孤悬塞外。警备总司令部驻迪化，陶峙岳任总司令，赵锡光任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陶晋初任参谋长。整编骑兵第一师驻迪化老满城，师长马呈祥；整编第七十八师驻景化（今呼图壁），师长叶成；整编第四十二师驻喀什，师长赵锡光。

1949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玩弄和平谈判花招，企图与中国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为此，在加强长江防务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电令陶峙岳将驻疆部队东调入关参战。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新疆国民党驻军逐步形成“主和派”与“主战派”。

4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迫歼江南残敌，国民党中央政府被迫南迁广州与此同时第一野战军迅速向西北挺进5月20日解放西安。6月26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在北平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宣布与国民党广州政府决裂，这对新疆军政当局震动很大。陶峙岳坚持其“保国安边”思想，一方面以拖延的办法消极对待李宗仁调兵入关的电令，一方面秘密与包尔汉、刘孟纯、赵锡光、屈武、陶晋初、刘泽荣（国民党政府驻疆外交特派员）等酝酿和平起义。而“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第一七九旅旅长）则在胡宗南的电令旨意下，企图将部队东调人关参战，阻挠起义。9月19日，胡宗南电令叶成将部队移至河西走廊待命，如陶峙岳不走或阻止部队东调，可断然处置。叶成接电后与马呈祥、罗恕人密商，决定9月20日子夜行动，先将军政界中主张起义的刘孟纯、屈武、陶晋初等人逮捕，胁迫陶峙岳随部队转移。9月20日夜，叶将此密谋报告了陶峙岳。陶峙岳感到事已危急，便对叶成晚以利害。当晚，亲自去老满城骑兵第一师师部同叶成、马呈祥、罗恕人恳谈。在当时内外形势压力之下，叶成、马呈祥、罗恕人被迫表示把部队交出来，自己则循南疆逃往印度。

9月24日，陶峙岳召开会议，任命韩有文为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莫我若为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刘抡元为第一七八旅旅长、罗汝正为第一七九旅旅长。当日下午，陶峙岳通过刘孟纯同包尔汉商量，决定军队比政府先一天通电起义，以稳定人心。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部通电起义，电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文白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名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殷切期成之中，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微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我若，旅长钟祖荫，李祖唐、田子梅、韩荣福、　郭全梁、朱鸣刚、罗汝正、刘抡元、杨廷英、马平林同叩。

1949年9月25日

9月26日，包尔汉通电起义。

新疆宣布和平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9月28日复电嘉勉，电文如下：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9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