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没有发言权是很危险的

一些领导干部、部门要员，日益失去了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本质，我认为这倒是“小事”，他们对待企业家也不忘遵循“官场套路”耍官威，喜欢企业家献媚态，不喜欢企业家不迎合他，更不喜欢企业家的“派头”超过他，甚至打压一些驰骋商场多年的“工商界老革命”，这使得身在中国的企业家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发言权小、知名度低。这是很危险的。

前年被曝光的“霍英东受刁难”案件是最好的佐证。一名闻名世界的实业家、全国政协、在当地投资超过400亿元的企业家，却遭受当地“地头蛇”的百般刁难、不断敲诈勒索10多年。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广州市番禺区委书记、区政协主席梁柏楠。

“梁书记”（现已是阶下囚）将他“喜欢敲诈企业家”的恶习，落在可以“直通中央”的霍老身上，有点太“不识像”了，但霍老为此还是抑愤了10多年，这从另一个侧也能看出来，身在中国的企业家地位之低、权力之弱、发言权之小，在哪怕“芝麻点大官”的面前，再有钱的企业家也要敬畏三分！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事是发生在身价逾百亿美元的港商霍老身上，要是发生在国内，哪怕身价再高的企业家身上，他非但不敢说，说出去也是“梁书记还是梁书记，你企业家就不可能是企业家”了。官员想整一位企业家，真是易如反掌。

著名经济学者张维迎先生，是企业家的“忠实朋友”，他屡屡呼吁给企业家“正名、正位”。他在一次《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演讲中，曾这么说：在座的企业家，你们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做企业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累。这个累，并不一定是由于你的能力不支持你管理一个企业，并不是由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耗费了你很多的时间，而是你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变化无常，有时候甚至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环境。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白天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即使白天没有做亏心事，但是仍然还是害怕鬼敲门。

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得不到公平的社会待遇，难以实现除金钱以外的其它追求。针对这些情况，即使不起作用，我们也应该坚决反对。

人们切不可不清楚，我们这个社会的财富之所以增加，是因为作为商品经济的中坚力量——企业的推动。只有企业通过对资源的流转、加工、创新、价值转移和附加，才有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如果没有企业的推动，社会财富只会像“赌博”一样，只能在不断循环中再支配，因为财富价值的增长，完全取决于经济生产效率和管理的提高，毫无疑问，它的提高完全靠，或者绝大部分靠企业的推动，而归根结蒂又是靠企业中最重要的人才——企业家。虽然中国的企业家因为历史的关系，他们的“独立成军”离不开经济转型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但在商品经济世界里，企业家应始终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群，这与企业家推动经济、纳税的高低和社会贡献都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20年代，美国第三十届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就曾说过：“美国的事业就是企业”。在西方国家，企业家被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而在中国的社会意识里，特别是政府意识却正好与之相反，他们不肯承认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反而觉得政府官员、公务员是社会的精英。即使在经历了三次“经济大改革”，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依旧面临着发言权低下的问题。张维迎教授归为三方面：“一是商业环境差，二是政治环境差，三是舆论环境差”。笔者既非企业家，无实际经验，也非经济学家，没有过高的归纳能力，只能从“有一点总结头脑”的小市民的角度，归纳一下“企业家没有发言权”的四个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