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本位”思想依旧严重，给企业家的话筒和名份太少。不论什么活动，没有政府官员到场规格马上就会缩小，电视台也基本不播；企业家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机会太少；企业家的最高荣誉不是政府给的，反而（现在看来）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十大年度经济人物》节目给的。这种不重视企业家、不宣扬企业家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家创业中面临的“社会舆论导向”的偏位，好像中国的经济并非是企业家所创造，而是政府官员们导演出来的。“官本位”思想削减了社会对企业家应有的尊敬，企业家始终“站有政府官员的后面”，成了一种习惯。
二、在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各级官员所占比例过高。统计数据表明，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占33.17%，而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等阶层的代表中，官员亦从中占有较大比例，而所谓企业家的代表中，有国营企业也属干部队列的身份，实际比例只有3%不到。而按国际惯例：议员不得兼任行政职务，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规定国营公司或政府企业的人员也不得出任议员。官员比例高，某种程度上就限制了企业家代表和其它代表的意志自由，导致中国颁布的所有政策法规利于政府，不利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些法规不着企业的边际，使企业家们蒙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是有关税外收费体系、社保体系和劳动保障、职工补偿等等）。
三、“政企分离”十年后，官员对企业家又开始实行“资源控制”，直接造成了中国企业家对政府官员只能唯命是从、低声下气。政府一直不公布、明确自身的职责和权限，并垄断着油气、土地、稀有金属等生产资料，单一方向地控制中国财金、税收体系，在“不公开、不公平”的经济运行环境中，政府进一步滋生了“与民争利、与企争利”的思想，很容易就导致不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不公正的待遇。政府官员要让一个企业面临损失，副处级10万元、正处级100万元、副厅级1000万元、正厅级1亿元，实在是非常轻易达到的事。所以企业家没有发言权，也不敢擅自发言，否则得罪了“要员”，吃不了兜着走。这是文革时期给企业家“随便戴帽子”，改革开放前期给企业家“随便发票子”、九十年代初给企业家“随便蹬号子”后，在新时期给企业家“随便穿小鞋子”的现实问题。
四、一些人民群众，对贪腐行为有切齿之恨，近来却引发了对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群的怀恨，他们认识不了贫富差距的产生与政策引导有关，却将自己一切的不顺利归结为“富人的不仁”。他们也许记不住中国传统“民主思想”中的“等贵贱”，却对前一句的“均贫富”有着偏激的理解。舆论界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时有发生，表现最突出的民营企业家和房地产业企业家，经常被提出“原罪问题”。其实企业家是经济运行的专家，并非搞政治的，社会的根结问题应有政治家承担责任。面对房价高、偷税漏税严重等问题，只要某位企业家不触犯法律，社会根本无权口诛笔伐他，而更应该尊重别人的成果，这在西方国家早已形成了整齐划一的思想观念，而在中国“笑贫嫉富”风越演越烈。中国企业家作为纳税公民，非但没有国外“纳税人的法制责任应低于公务员”的氛围，反而凡事必诛，这与企业家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权利低下有很大关系，应引起高度重视。而在国外，纽约市长的车被偷、荷兰首相骑自行车上班是很正常的，而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换专机、盖茨装修豪宅却成为社会追捧的热闻，人们只是赞美和羡慕，绝无“倒戈”之意。
总之，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正确评价企业家地位和作用的正统、权威、普遍的“结论”，这使得企业家在“科技第一、工人先导、农民基础、政府负责”作用定义下被“边缘化”，在表达意志方面对社会难免有所顾虑，对官员只能立马前瞻，他们不敢对政府说不，不敢对政策说不，这是非常危险的。
学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人都知道：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不断增强，他们控制了社会的财富，却在封建王权毫无发言权，国王查理一世在需要筹集军费后才重组建已解散11年的议会，1642年终于暴发了内战，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不必为本文例举这个故事而产生“联想”，倒也可以以此为鉴：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始终应是社会中发言权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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