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派眼中的文革：浪漫时光！

西方各国目前都存在一批政治左派人士。他们大多是二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曾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运，现在以从事科研、艺术、媒体和政府工作为主，其中不少在其专业领域担任要职，可谓社会精英，比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德国前外长菲舍尔。

除了这批“老左”，西方还有为数不少的“新左”。他们主要是一些大中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每次八国峰会举行期间，在会议厅外集合游行，抗议“全球化”的就以这批“新左”为主。他们在政治观念上远没有父母辈当年那样激进，然而在精神观念上却和父母辈一脉相承。

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政治都有一定的了解，尤其“老左”们更是饱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有不少还多次走访过中国。然而当笔者与他们进行接触后却发现，他们看待和欣赏中国的眼光存在深刻的误区，甚至非常偏执。

文革是“浪漫时光”

十年文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社会动乱的痛苦时光。同样一段历史，在许多西方“老左”的记忆里却充满美好和浪漫的遐想，以至于当他们今天提起“文革”时仍满怀眷恋。

目前在欧盟任高级项目主管的哈根代克博士常爱谈论他的幸运经历：1973年，他作为共产主义学生社团的首领，随其他数十名学运领袖一起出访中国。当时进入中国比登天还难。他们都以为申请批不下来了，然而经过漫长的等待，却最终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

哈根代克博士说，他们出行的目的是去观摩和学习中国文革。当时，他们都对文革很崇拜，可是谁也没有亲见过，又充满神秘感。中国一行为文革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现实中的文革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激动人心：男男女女都穿着同样的服装，留着相似的发型，整个国家都是清一色的蓝灰，没有人与众不同，大家都充满干劲。这个画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蒂利教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是研究古巴工会组织的专家，读过许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对中国也充满好感。当笔者问他为什么不亲自去中国看看时，他说：“太晚了。”他害怕对毛泽东和文革时代的“好印象”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破坏。

在毛泽东身上找到“革命的父亲意象”

当时，在西方惊愕“中国发疯”之际，文革却对西方社会发生了多样性的冲击作用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文革期间正值西方学生展开炽热的反越战运动，他们（尤其是法国学生）从红卫兵身上学到了串联和破坏的激烈手段。他们对文革产生了浪漫的情怀，他们认为红卫兵和他们都是献身于社会正义的理想主义青年，都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和抱负。他们仿效红卫兵挑战权威的斗志，和政府对抗。法国学生几乎扳倒了一向强势的戴高乐政府，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使詹森和尼克森政府穷于应付，并逼迫福特政府加速脱身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