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不如韩国的文化匹夫？
| 汉语、中国传统节日，直到最近媒体热炒的中医问题，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符号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传统文化精髓不在，一方面舶入文化与本土本化结合得不伦不类，文化问题似乎一直在困扰着中国。 说实话，面对现在这样让人糟心的文化现状，随便哪个有点自尊心的人也不愿意承认我们今天的中华文明如何的灿烂夺目，如何的引领世界潮流。大多数外国人知道的中国，可能也就限于故宫、长城、唐服、饺子，有些文化的和喜欢进行学术研究的知道有孔孟之道也就算不错了。在西方文化研究的学术中心，中国除了历史悠久并且没有断代历史之外，基本上都是按照纬度划分到一个大的东方里去了。过了土耳其，印度、中国、韩国、日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再细致的区分。 在古代，中国是亚洲的首脑，在中国历代皇帝的脑袋里，自己的王朝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大国的说法不是梦呓，那是个不争的事实：国运昌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我们先不去分析这个文化的好与坏，最起码还有个主流的、强势的、全民认同的文化）。21世纪的中国重新崛起，在亚洲和世界的位置举足轻重，经济和国力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惟独这文化不仅疲软而且还焦躁异常，现在也就更看不见一个全民认可的文化身份。 最近网上的BBS又翻出个陈年老帖，据说帖子的内容翻译在一个韩国网站。这个韩国朋友有一个伟大的发现，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汉字，其实是在商朝以上由高丽人发明的。对于这种腔调，我一会哭一会笑，差点得病。觉得好玩的是，这么做学问太不严谨了，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发展下去，说高丽人其实是从遥远的银河系之外为全人类的文明福祉而来，玛雅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都拜他们所赐也说得通。觉得悲哀的是，我们的汉语也好，古老的传统节日也好，这些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更可怕的是，这种选择是全民性的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举动。有人说汉字不是中国发明的，这种说法确实是置历史与现实于不顾的文化匹夫之举，那么官方的申请端午等中国传统节日为世界遗产算什么呢？我们反过来又要问，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文化要由别人来保护？是中国的文化太差劲了，还是我们自己太不自信了？中国文化如此现状，谁该挺身而出肩负起这个历史性的使命呢？ 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为中国的文化现状忧心重重，我也不例外。文化的建设是个复杂的工程，这里面必然要涉及到政府，民众的广泛参与和长期互动，并且期望最终形成一种文化气质。在这个官与民之间，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桥梁、纽带、精神领袖和灵魂——知识分子阶层。知识阶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占有煊赫的地位，他的功能是官和民无法超越的。有大贤说过，在西方文明经历了漫长的蒙昧和野蛮之后，科学和理性驱走了中世纪的黑暗。知识分子也就自然的把开启民智，指引民众这个伟大的使命从神职人员的手中接了过来。所以，知识分子的崇高性是不言而喻的。 究竟谁应该算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给出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他们是数量巨大，还是只是一小撮的精英呢？葛兰西认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履行了知识分子的职责。对立的观点由写《知识分子之背叛》的班达提出，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良心。葛兰西和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描述。但是，不管是葛兰西还是班达，他们都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报以热切的希望。在葛兰西那里可能是“履行职责”，在班达那的表达则是：人类社会的良心，反抗不完美和压迫的权威，斥责腐败，保护弱者，特立独行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等等。两种观点虽然对立，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没什么不同。 有人会说，中国和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无论是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还是在应该具有的社会功能都有所不同。对于这种说法，我不表示反对。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的良心”这样的精辟论断，我想它应该是能跨越东西方历史差距和文化壁垒的。因为，这个“良心”的直接指向具体到了个体的人。让人有良心，如果这也要拉上历史和文化做遮羞布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客观的讲，在中国民众眼中，专家、学者这样的字眼已经不那么美好和崇高了。他们动辄在民众沸反盈天的时候抛出“外星球”言论。今天有专家说，中国的房价不是太高了，恰恰相反而是太低了。明天又有专家说，中国的教育改革非常成功，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自行车造成城市环境污染，农村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城市居民云云。“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真不知高在云霓之端的专家学者们在以一个怎么样超然的视角审视着黎民苍生。 不要以为专家学者们的这些建议是理论偏颇或者是脱离实际，如果只因不谙世事倒还好说，大不了说他们糊涂和迂腐。怕的是专家们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金钱对知识的赎买是非常可耻的。据悉，自行车污染环境的高谈背后是一个汽车公司的大额“科研资助”。与一些专家学者考证孙悟空的籍贯，耶酥葬在吉林，“三月不知肉味”里面的肉是猪肉还是羊肉这些无聊的问题相比，充当利益集团的“形象代言人”，不顾客观实际大发不稽之谈，大赚昧良心之财，轻佻民众思维的做法实在让人齿寒。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1944年写到，独立知识分子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退守边缘地位，就是选择加入体制、利益团伙，成为为数不多的圈内人，随意制定符合自己利益但是全无责任感的决定。知识分子也是人，知识分子也要养家糊口，知识分子也有七情六欲，知识分子不是苦行僧和清教徒，不能只苛求知识分子苦守清冷的精神家园而为生计哀号。这是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态度。相对于文化现状的焦虑，职称焦虑、科研经费焦虑、知名度焦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厄更大也更直接。即使在以学术自由为标榜的西方，知识分子想不加入哪个利益团体而轻松自在的活着也比较艰辛。特立独行的发言而不计后果，自由表达思想而不受现实境域的约束，这样的诗意状况，在鲁迅之后，现在已经芳踪难觅。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真的只能面对现实束手无策吗？为了TOWNHOUSE和最时髦的小汽车，知识分子可以选择加入哪个利益团体去开心的赚钱，这个没谁去苛责什么。在物质生活充盈之余，知识阶层是不是要本着良心和道义说些真话呢？这些真话可以不打着为百姓苍生的名义，也可以不站在民族主义的光辉旗帜下面，就是纯粹的本着对自己的知识负责任的态度讲上两句。考证王母娘娘是不是确有其人可能对文化建设没甚帮助，但是这至少比搭在既得利益的顺风车上信口雌黄强得多。在发言的时候先摸摸自己的胸口，问问要说的话是不是符合良心，这个要求很过分吗？ 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和谐文化的建设，我想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这个职责。没有知识精英们的参与和集体努力，文化复兴从何说起，和谐文化从何说起？如果一个民族只是从郭德纲的相声中体会文化和传统，我真不知道这是民间艺人的幸运还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