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中国最早的“汉奸”　抛开情绪看历史

《辞海》对“汉奸”一词的解释是：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泛指中华民族的叛徒。后者是一种很含糊的说法，“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代称，里面包括了56个民族，怎么能用一个“汉”字一言以蔽之呢？因此，“汉奸”应该确指汉族的败类，而作为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叛徒，应该和国际接轨，仿照国际惯例—“法奸”、“韩奸”等等—而称之为“中奸”。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二者的起源不同。“汉奸”就发源于汉族正式形成的汉朝，因此，“汉奸”既指汉族的败类，同时也指汉朝的败类。

但是，理应发源于汉朝的“汉奸”一词，在汉朝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同于后世一做“汉奸”就遗臭万年，汉朝的“败类”在汉朝也没有受到过多的指责，甚至对待铁定坐稳了“汉奸”位置的人还不乏同情。毫无疑问，“汉奸”这一对固定人群的称谓，一定出现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而且“汉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改嫁的女人。儒家的经典著作《周易》说：“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不从一而终的妇人，当然就不是贞洁的女人，就是荡妇，就是失节的女人。“独尊儒术”之后，这一对妇女的苛刻要求开始嫁接到男人身上，不从一而终的男人相应地分为两类：“改嫁”不同的主子被称为“贰臣”或“叛臣”，“改嫁”异族被称为“汉奸”。“奸”字是“女”字旁，是发源于改嫁女人的铁证。

“汉奸”的起源既然已经明朗，就让我们随着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看看“汉奸”在汉朝的遭遇吧。

汉朝的第一个“汉奸”是曹无伤，曹无伤时任刘邦的左司马，是执掌军政的副官，相当于军委副主席，地位当然非常重要。秦末乱世，刘邦率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过了一个月，项羽才到达函谷关，闻听刘邦已经摘下了峨眉山的桃子，大怒，攻陷函谷关，和汉军对峙。这时，曹无伤出场了，他派人去对项羽说：“刘邦想占据关中称王，封投降的子婴为丞相，把秦宫的珍宝全部据为己有了。”项羽本来就很生气，曹无伤这番话更是火上浇油，立刻下令：“明天犒赏士卒，准备攻打刘邦！”此时项羽四十万大军屯兵新丰鸿门，刘邦只有十万大军，屯兵霸上。两军对垒，显然刘邦处于下风。

项羽的谋臣范增劝说项羽借助曹无伤的情报立刻攻打刘邦，其辞曰：“刘邦占据山东的时候，贪财好色，是个著名的大流氓。如今入了关，居然不取财物，不近女色，说明这家伙志向远大。我曾经偷偷替他望气，都是龙虎之形，五彩之色，这是天子之气。必须赶快攻打他，遏制住他的气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项羽的叔父项伯和刘邦的谋臣张良是好朋友，不忍见张良成为炮灰，连夜赶往汉军大营，面见张良，把项羽的军事机密详详细细告知张良，让张良跟他一起私奔。没想到张良非但不领情，反而把项伯扣留在军营，自己去见刘邦，把这个情报捅给了刘邦。张良拒绝项伯的理由是如果自己逃跑，是对刘邦不义，可是把项伯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情报出卖给刘邦，却不认为不义。显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反正总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刘邦一听傻了眼，向张良问计，张良说：“项伯还被我扣着，你亲自去见他，就说大王您不敢背叛项羽。”刘邦问：“你和项伯谁年长？”张良说：“项伯年长。”刘邦说：“请你叫他来，我要像兄长一样对待他。”

张良叫来了项伯。刘邦摆下酒席，亲自敬酒，祝项伯长命百岁，并且约为婚姻，答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项伯的儿子为妻，请求项伯替他说情。项伯和项羽叔侄俩心都太软，况且即将和刘邦成为儿女亲家，于是满口答应，约定第二天一早刘邦亲自前去项羽大营赴鸿门宴，当面谢罪。

其实这一夜项伯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如果刘邦不是慑于项羽的四十万大军压境，以他出尔反尔的性格，项伯别说结为儿女亲家了，被刘邦杀人灭口的可能都有。到那时，不知道视“不义”为人生最大罪过的张良将何以自处？即使此刻刘邦在项伯面前表现得卑躬屈膝，一旦时过境迁，刘邦马上就把承诺抛到了爪哇国，根本没有兑现结亲的诺言。

第二天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却以身屡屡掩护刘邦这个镜花水月的儿女亲家，加上项羽心软，遂使刘邦逃脱。

刘邦狼狈地逃窜回大营后，第一件事就是诛杀曹无伤，可见刘邦对曹无伤的切齿痛恨。

如果说曹无伤是“汉奸”，那么项伯就是“楚奸”(项羽被封为西楚霸王)。可是两人的命运却大相径庭，此后项伯仍然陪着项羽出生入死，直至垓下之战，项羽自刎乌江。刘邦平定天下后，封项伯为射阳侯。此时的败军之将项伯，大概再也没有勇气提起结亲的话题了。

曹无伤和项伯两个“奸细”最终命运的对照，同样显现出刘邦和项羽个人性格的对照：刘邦心狠手辣，项羽妇人之仁；刘邦当断则断，项羽犹豫不决。曹无伤向项羽出卖情报，只能说曹无伤看错了人，就像周作人看错了日本人一样。

第二个“汉奸”是中行说。不过中行说的“汉奸”身份不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而纯粹是被逼成的。

中行说是汉文帝的宦官，汉文帝派遣中行说护送公主去匈奴和亲。按说这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不是汉文帝的亲信还揽不到这项美差呢，公费旅游外带还能收到匈奴的回扣，何乐而不为？可是中行说这个宦官偏偏很有个性，生平不爱旅游，就以这个借口推辞。汉文帝认为中行说是燕人，生长朔方，熟知匈奴情状，派他去本来也有窥探匈奴虚实兼收集情报的任务。一看中行说这么倔强，汉文帝也来了脾气，坚决不肯换人，定要中行说走这一趟。中行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悻悻起程，临行前私下对人说：“我本来不想去，非要逼我去，可别怪我将来当‘汉奸’。”听到这句话的人都一笑置之，心想你不过只是一介阉人，能成什么大气候？大言不惭罢了。

众人暧昧的表情更加激怒了中行说，中行说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匈奴混出个样子来。虽然身为男人的本钱被阉了，可心还是一颗中国心；如今这颗中国心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就会变质给你看。

一到匈奴，中行说就投降了老上单于，成为单于的亲信，开始兑现他的誓言了。

匈奴与汉和亲，汉朝赠给匈奴许多缯絮(丝织品)和食物，匈奴苦寒之地，又是游牧民族，哪里见过这些精致的衣服和可口的食物，所以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中行说却进谏说：“匈奴的人口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但是匈奴之所以强大，独霸一方，是因为衣食都和汉不一样，不需要依赖汉朝供给。现在单于您变更旧俗，爱穿汉朝的衣服，爱吃汉朝的食物，长此以往，恐怕汉朝的物品输入匈奴不过十成中的一二成，就足以使匈奴动心降汉，都要变成‘匈奸’了。”

单于和众人对这番危言耸听都将信将疑，中行说便举例说明：“穿上汉朝的丝织衣服，骑马在杂草和荆棘丛中奔驰，衣裤全都挂破了，哪里比得上我们的毡裘耐用？汉朝的食物虽然精致可口，哪里比得上我们的乳酪方便美味？”中行说自从爱上“汉奸”这一行当之后，模范遵守这一行当的职业道德，开口闭口“我们”、“他们”，彻底说服了众人，从此放弃了汉朝的衣食。

汉朝皇帝和单于所通的书简，历来长一尺一寸，上面写着“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的字样，然后才记载着赠送的物品和言语。中行说教单于回复的书简，定为一尺二寸，所加的封印都比汉简宽大，称呼也傲慢得很—“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然后才记载着赠送的物品和言语。样样都要压倒汉朝。

汉朝的使节看不惯匈奴和汉朝不一样的风俗制度，中行说就出面组织大专辩论会，并且亲自上阵，作为反方首席代表和汉使辩论。

汉使指责匈奴不尊重老年人，中行说批驳道：“按照汉朝风俗，征兵出发时，父老岂有不置办衣食，欢送子弟的？匈奴素来崇尚攻战之事，老弱不能上阵打仗，因此才把优渥的衣食供给给少壮子弟，这样才能打胜仗，这是保家卫国，怎么说得上轻视老年人呢？”

汉使又说：“匈奴父子都睡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死了，儿子娶后母为妻；兄弟死了，娶兄弟的妻子为妻，逆天乱伦。也没有冠带之类的服饰礼制，又缺少朝廷上的礼节。”

中行说批驳道：“匈奴的风俗是吃牲畜的肉，喝牲畜的乳汁，穿牲畜的皮毛衣服。放牧的时候要随时转场，才能保证牲畜按时吃草喝水。所以战事紧急的时候人人都练习骑射，战事缓的时候人人享受和平生活。人们的约束既轻，生活也就简便易行；君臣关系简单，国家事务再繁杂，也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好使。哪像你们中国，虽然自称礼义之邦，君臣之间却相互猜忌；而且大量使用劳力去修筑宫廷楼阁，以至耗尽民力。老百姓耕种本来是为了衣食丰足，建造城郭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可是这样一来，战事紧急的时候没有时间练习攻战之事，和平的时候又不能休养生息，还要出劳力。至于匈奴的风俗，父子兄弟死，娶他们的妻子为妻，是为了保全种姓。因此匈奴虽然伦常紊乱，但是一定要立本宗族的子孙。哪像你们中国，虽然遵守伦常，可是亲属关系疏远的时候就互相残杀，竟而至于改朝易姓。你们这些只会在土屋里生活的汉人，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尽是些衣冠禽兽而已！”

大专辩论会以反方胜利告终。从此之后，汉使再想和中行说辩论，中行说就高挂免战牌，斥责汉使道：“别说了！你们都是我这个名嘴的嘴下败将！但教你们汉朝送来的衣食等物品数量充足，尽善尽美，就是你们尽职尽责；否则等到秋高马肥，就要大举南侵，铁骑践踏了！”

要做就做最好的“汉奸”！中行说的敬业精神彻底征服了老上单于，对中行说言听计从，在中行说的谋划下，匈奴屡屡侵入汉境，杀伤百姓，掳掠牲畜，成为汉朝最大的边患。汉文帝虽然对中行说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可是鞭长莫及，只好照例和亲。老上单于死后，他的儿子军臣单于即位，中行说仍然辅佐他，匈奴也仍然不断给汉朝制造边患。

不得不承认中行说对中国这个假“礼义之邦”的指控是尖锐的，是有道理的。类似的指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中行说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可他也是汉文化最早的反思者，最早的反传统斗士，鲁迅所说的“营垒内部的反戈一击”。他对汉朝礼义制度的抨击，句句在理，一针见血，难怪汉使都不是他辩论的敌手，因为真理的确掌握在这个“汉奸”手里。

后来中行说就在史书中消失了踪迹，因此他的下场如何，无人得知。只有他对汉文化的指控，穿越千年，仍然回响不已。

这个“汉奸”不简单！

汉朝最大的“汉奸”是李陵。李陵，汉名将李广的长孙。这个人的身世，酿成了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事件，甚至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

李广一生没有封侯，相反，他的手下和比他更年轻的将军都封了侯。汉武帝私下里评论李广命数不好，因此，凡是出征匈奴，都不让李广担当大梁。六十多岁的时候，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卫青不愿重用李广，只让李广担当东道边翼，绕远路行进。结果李广的军队失去向导，迷了路，无法与卫青的军队汇合。在给汉武帝的汇报中，李广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发了最后一通不能封侯的牢骚之后，拿刀抹了脖子。

李广有三个儿子：李当户，李椒，李敢。前两个儿子早死，其中李当户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就是李陵。第三子李敢，也就是李陵的叔父，对匈奴战功赫赫，但怨恨卫青逼死了父亲李广，趁卫青不备想实施暗杀，没有得逞，卫青只是受了重伤。卫青本来就心中有愧，于是把这件事隐瞒下来。不料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知道了这件事，趁着李敢陪同汉武帝到甘泉宫打猎的机会，暗施冷箭，射死了李敢。卫青的姐姐卫子夫正被汉武帝宠幸，于是汉武帝和霍去病密谋，向最高法院作伪证说李敢是被野鹿的角触死的。

小时候的李陵，耳濡目染的是祖父李广的遭遇。祖父“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赫赫战功，不能封侯、蒙冤自杀的不平之气，一定使幼小的李陵印象深刻。叔父李敢被霍去病和汉武帝合力谋杀的凄惨结局，更刺激了李陵的幼小心灵。作为名将世家的后代，李陵既天生骄傲，又盼着复仇的一天。

汉武帝封李陵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归在李广利麾下，负责辎重。李广利是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兄弟，二人又同是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世代相传的乐人之家。汉武帝以这样的人为征伐匈奴的大将军，李陵身为名将之后，怎能不感到屈辱？这一屈辱，毫无疑问和祖父李广在外戚卫青手下所感到的屈辱一模一样，简直是祖父当年遭遇的“情景再现”。李陵比任何人都急于建功立业，一方面证明自己不愧为名将之后，一方面不甘于屈居倡优手下，一方面可以借此洗刷祖父命数不好的谣传，因此，李陵主动向汉武帝请命，率领步兵五千人，迎战匈奴三万骑兵。而汉武帝居然儿戏般地答应了李陵的请求，还不时催促出战。结果，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李广利拒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八天八夜后投降匈奴，做了“汉奸”。

这一消息传到汉廷，举朝震动，汉武帝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满朝大臣失魂落魄之余，人人痛骂李陵是汉奸卖国贼，只有司马迁一人替李陵辩护说：“李陵步卒五千人，转战千里，弹尽粮绝，士卒赤手空拳争相和敌人肉搏战，都是李陵训练有方，即使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虽然战败了，但五千兵卒在八万大军的包围之下，仍然击杀了一万多匈奴兵卒，可谓战功赫赫。我想，李陵之所以投降，可能是诈降，想先委屈自己，再趁机反戈一击。”

司马迁的这一设想合情合理，因为他和李陵做过很多年的同事，对李陵的人品非常了解，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不料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判司马迁腐刑，就是阉割之刑。这是李陵事件的第一个回响。

李陵投降匈奴后，汉武帝诛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等于满门抄斩。

七年后，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这时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的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写了名垂千古的《报任安书》，不仅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不仅表白了“发愤著书”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

又三年后，导致李陵兵败的李广利率七万人再次出征匈奴。在长安，李广利的儿女亲家、丞相刘屈氂夫妇以巫蛊诅咒皇上，腰斩枭首，李广利的妻子亦遭收捕。李广利闻讯，在塞外范夫人城也投降了匈奴，也做了“汉奸”。这是李陵事件的第二个回响。

司马迁两次为李陵辩护，后人可能会以为他们俩是好朋友，其实恰恰相反，即使两人同事很多年，却连一次酒都没喝过。司马迁到底为什么拼着身体残疾也要为一个“汉奸”辩护，已经成了千古之谜，我们知道的只是，在李陵的有生之年，即使被匈奴封为右贤王，却从来没有对汉朝作战。

40多年后，汉朝和匈奴和亲，化干戈为玉帛，昔日的敌国变成了友好邻邦，而此时李陵已死，还有谁为他平反？

李陵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身世和评价最复杂的“汉奸”了。因为他，司马迁遭宫刑，在狱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被誉为“不虚美，不隐善”，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河。

曹无伤，中行说，李陵(司马迁)，李广利，这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奸”，这些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汉奸”，行为不一，结局不一，而且每个人行为中蕴含的意味都非常复杂，不像后世的“汉奸”，一旦光复，自己都灰头土脸，低人一等，活脱脱一副丧家的“汉奸”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