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火宗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四、关于阙特勤

我们讨论的鸟身祭司墓石的主人阙特勤，是复兴东突厥汗国（682-745）的可汗骨咄禄（？-691）的儿子。史料记载，骨咄禄死时，诸子尚幼，其弟默啜遂继立。开元四年（716）默啜战死，“骨咄禄之子阙特勤鸠合旧部，杀默啜子小可汗及诸弟并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毗伽“性仁友，自以得国是阙特勤之功，故让之，阙特勤不受，遂以为左贤王，专掌兵马。”[112]毗伽可汗、阙特勤、暾欲谷构成了当时东突厥汗国的三驾马车，三人且都留有墓碑。在两《唐书·突厥传》有关部分，记载最多的是老谋深算的暾欲谷的事迹，关于阙特勤，除了上述对毗伽的拥立，只有唐人张说在一次议论中提到其“善战”，余更无言。阙特勤碑也只是将其“善战”具体化，列举出他参加的那些战斗，而且绝大多数都发生在默啜任可汗时期。[113]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唐朝对暾欲谷之死却毫无表示，甚至还造成了和阿史德元珍莫知谁何的历史公案；[114]而开元十九年（731）“阙特勤死，（唐玄宗）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115]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年后去世的毗伽可汗（史官撰碑文）。显然，阙特勤在东突厥汗国还有比直接作战更重要的作用。由于其墓地（瘗骨石室）出土了有鸟身祭司的葬具，因而阙特勤应该也是政教大首领，我认为他很可能就是当时东突厥汗国的拜火教大祭司（dastur）。[116]

传统的观点认为，拜火教不译经典，因而很少在伊朗语族群外流行。[117]现在看来，既然突厥人能与粟特人至少在精英层面形成种族文化混融，[118]早期突厥碑铭都使用粟特语，[119]而后来的突厥文也是利用粟特文字造的，拜火教在突厥人中间传播甚至为其操持都是可能的。其实，《安禄山事迹》就说他是“营州杂种胡”，“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荦山，神应而生焉”；安禄山自己也承认：“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120]突厥巫而祷伊朗神，明为拜火教祭司无疑。我们在古突厥文三大碑[121]里也都可以找到拜火教信仰的痕迹。例如：

三大碑里提到的崇拜对象主要有上天、Umay与神圣的水土神灵，以及于都斤山。我认为，这里的Umay和水土神灵不应该被理解为并列关系，而应理解为修饰关系，即神圣的水土神灵Umay。[122]正因为二者所指同一，所以也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分别单独使用，如阙特勤碑东面第10-11行：“上面突厥的上天，[下面]突厥神圣的水土[神灵]”；第31行：“托像Umay女神一样的我母可敦的福”。[123]那么这个Umay女神究竟是何方神圣呢？我以为就是拜火教的土地和丰产女神Ārmaiti（=Spenta Ārmaiti，意为“神圣的Ārmaiti”），她也被比定为来自西亚中东的娜娜（Nanai）女神。[124]更重要的是，后者至少在安息王朝时代就已经被拜火教的阿娜希塔（Anahita）所吸收消化。阿娜希塔兼具母亲女神、河水女神从而丰产崇拜等性质的神格，因而得以取代水神Varuna的位置而与阿胡拉•马兹达、密特拉构成“三联神”。[125]《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习俗，提到“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126]拜祭天神。于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为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这两处应该就是古代突厥人祭祀水土神Umay/Ārmaiti/ Anahita的地方。

在三大碑里多次出现“飞去了”（阙特勤碑东面第16行）、“在天堂”（阙特勤碑东南面）、“升天”（阙特勤碑西南面）、“在天之灵”（毗伽可汗碑东面第35行）的说法，如我们前节对布古特碑的分析，这表达的是拜火教关于死亡的观念。因此可以认为，其中所谓的“上天”（Tengri），就是指拜火教大神阿胡拉·马兹达。突厥人有敬日崇东的习俗，前辈学者韩儒林先生曾指出：“碑文中每言及方向，必先曰东方，此亦有故。《北史·突厥传》曰：‘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突厥以东方为上，《阙特勤碑》突厥文主文刻于东面，中文在西面者”。[127]据我研究，这其实属于拜火教对密特拉（Mithra，太阳神）的礼拜奉事。[128]而且我认为，古突厥语的ötükän于都斤本义为“火之主”，[129]现在看来，这就是指拜火教里的最高级圣火Ādūr-ī Warahrān或Ātaš Bahrām“战胜之火”即斗战神之火（Vərəθraγan- ātar）。[130]由此可见，拜火教的主要礼俗传统——对“三联神”和斗战神的供奉，仍然为阙特勤时代的突厥人所坚持。

同布古特碑一样，三大碑里也可以见到“上天保佑”（暾欲谷大碑南面第9行）、“象天一样，从天所生的”（阙特勤碑南面第1行）、“上天保佑我有福运”（阙特勤碑南面第9行、东面第29行）、“不朽石碑”[131]（阙特勤碑南面第11行等）、“托像Umay女神一样的我母可敦的福”（阙特勤碑东面第31行）等拜火教惯用语。碑文里还常常见到以上天的名义对突厥民众进行呼吁或责备，可见拜火教在古代突厥社群有广泛的受众。两《唐书·突厥传》记载，毗伽可汗“欲城所都，起佛、老庙”，被暾欲谷劝止，其理由是“若筑城而居，改变旧俗，一朝失利，必将为唐所并。且寺观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争强之道，不可置也。”毗伽接受了他的意见。以佛、老仁弱与之对举，暾欲谷所谓用武争强之道应该就是供奉战神之火、标榜惩恶扬善的拜火教。

除了有鸟身祭司的墓石之外，阙特勤死后“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情形看来和国内发现虞弘、安伽、史君等移民首领之拜火教葬具都有装饰图案差不多。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文献史料的记载，如《隋书·康国传》：“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康国即中亚粟特地区的Samarkand，和安（Bukhara）、史(Kāshāna/Kashsh或Kishsh)等都属于所谓昭武九姓。尽管文献中说阙特勤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考虑到其宗教背景，我还是认为，要正确理解这些装饰图案的内容，拜火教图像艺术中的安息传统不应忽视。如前所述，这一传统为萨珊王朝所继承，形成了热衷于图写王者显贵战阵之状的特点。[132]拜火教祭坛上供奉的是圣火，祠庙的装饰图案有渲染气氛和宣传教义的作用，如九、十世纪敦煌的祆祠或火祆庙举行的赛祆活动，甚至还得到官方的支持。[133]所以史料说阙特勤庙像建立，毗伽可汗“默棘连视之必悲梗”。[134]

毗伽可汗“自以得国是阙特勤之功”，因而对阙特勤有特殊的怀念之情是可以理解的。阙特勤碑东南面说：“愿您在天堂，犹如在世上”，则是不折不扣的“王者灵光”观念的表达。现在看来，年轻的阙特勤能够纠合旧部，起兵消灭政敌，从而拥立兄长为可汗，恐怕并不仅仅因为“骁武善战”，很可能还凭借着其宗教地位和影响。我们前面提到，漠北出土的阙特勤头像（颇疑即其祠庙所立之像）戴全鸟鶡冠，这或许显示其特勤身份为一类武官。但是，中国传统鶡冠本为双鶡尾，唐代饰以鶡鸟全形，当是受萨珊王冠影响，而所谓鶡鸟，就是拜火教中斗战神化身Vareghna鸟的原型。因此，阙特勤头戴鶡冠，很可能也是其宗教身份和地位所致，这与其墓石饰以鸟身祭司是一致的。[135]

可是，阙特勤死后仅一年，毗伽可汗竟被其大臣梅录啜毒杀。该梅录啜曾于开元十五年（727）受毗伽派遣出使唐朝献吐蕃密约，受到玄宗的隆重款待和报答，“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岁赐帛数十万。”[136]然而，事情过去了五年，阙特勤才死，就发生了这样的惨祸，其间缘故殊不可解。无论如何，据史料记载，毗伽“药发未死，先讨斩梅录啜，尽灭其党。既卒，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137]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东突厥汗国的最后十余年处于不断的动乱之中，终于在745年被异教的铁勒诸族所建回纥汗国取代。

从现有材料看，不排除东突厥末年陷入内乱有宗教因素起作用。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

1、史料记载，毗伽欲起佛、老庙，被暾欲谷劝止，似乎显示汗国最高层在宗教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然而，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漠北毗伽可汗陵墓掘得一顶金冠，整个呈一正面展翅的飞鸟形状，[138]与阙特勤头像鶡冠之Vareghna鸟形状姿态全同。莫非阙特勤死后毗伽兼领了汗国大祭司？事颇令人生疑。

2、据研究，粟特移民聚落的政教首领（萨保）都是世袭的，[139]印度帕西人的大祭司职务也是由其家庭把持的。[140]一般认为，突厥可汗阿史那氏的通婚氏族是阿史德氏，[141]暾欲谷以女婆匐嫁毗伽可汗，所以有学者将其考证为骨咄禄复兴时的谋臣阿史德元珍[142]也不无道理。更重要的是，《安禄山事迹》说其“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即拜火教祭司，也就是说，与突厥可汗通婚的暾欲谷本来是祭司家族。那么，阙特勤作为政教大首领或许只是一个特例，即发生政变的结果？[143]

3、毗伽死后继立的伊然、登利为兄弟。“登利者，犹华言果报也。登利年幼，其母即暾欲谷之女，与其小臣飫斯达干奸通，干预国政，不为蕃人所伏。”[144]勘比史料可知，登利即突厥语Tengri“上天”，果报即从天所生。登利曾遣使唐朝贺新年，曰：“礼天可汗如礼天，今新岁献月，愿以万寿献天子。”[145]据我们前面对突厥碑铭的考证，这些用语都不难看出拜火教色彩。所以，出身拜火教祭司世家的暾欲谷之女干预国政，很难不与宗教事务有关。

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突厥汗国前期颉利可汗（？-634）败亡的教训应该是有意义的。据史料记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疎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146]众所周知，唐人所谓诸胡、杂种胡，就是指中亚信仰伊朗宗教的九姓胡即粟特人。[147]由此让人想到拜火教在萨珊波斯后期的状况：“由于人们的信仰，得到王权支持的拜火教会控制了他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神职人员既解释法律又执行法律，这就给了他们巨大的权势”；“无疑，到萨珊王朝末期，这一古老的国家宗教，由于它那众多的盛大祭坛，它那繁缛的仪式礼节，它的捐赠供养以及对牺牲和祭品的需求，已经以各种方式形成了对财富和土地的巨大蠹耗。”[148]

最后，异教的回纥汗国在草原继兴，不久却宗奉了拜火教的异端摩尼教，这一情况对于理解拜火教在此前突厥汗国的命运也是有帮助的。陈寅恪先生曾说：“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149]信哉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