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惊险十分钟 中共一大代表辍会逃出围捕

86年前的今天，即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在上海租界举行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15人，包括毛泽东、张国焘、董必武等中国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3人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但党的重要创始人陈独秀以及李大钊却没有出席。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一大进行到第七天的时候却被迫将会址转移到浙江，其中的原由是什么呢？

会议前的党名争论

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随后，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便开始筹划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1920年2月，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搜捕，由李大钊陪同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陈独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两人商讨了建党事宜，决定分头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就是史学家所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各地筹建其它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但是，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建前的名称，在此之前却颇有争论。当事人对此的回忆，各说各的。1956年12月，施存统（1899年——1970年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扬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回忆道：“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而陈公培（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01年——1968年）只是记得，在陈独秀家里座谈，“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六条章程，很简单”，没有提到组织的名称。

当时与李大钊一起在北京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张申府也曾回忆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据称，陈独秀给张申府写此信的时间是在1920年8月间，信中说：“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我们回了信。”

而1920年9月1日出版的八卷第一号《新青年》当时刊出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文中提到“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党史信息报》（2006年）记载，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的《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在创刊号首页的“短言”中，阐明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刊物上既无编辑部地址，也无印刷、发行单位，所有文章的作者或译者都用笔名，而不署真名，使人一看便知是本秘密刊物。然而却又以“共产党月刊社”的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的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正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校舍经费而四处奔忙。而李大钊缺席的原因却有多种说法。

有说法是李大钊并没有意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则认为，在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无暇顾及中共一大。由于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第三种说法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当时，他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屡屡遭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为何中途转站浙江？

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两人完成。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或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汉俊兄弟的住宅，出席者包括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在十三名中国代表中湖南籍的有五人，湖北籍的有四人，北大的学生有三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后来党史界与各方研讨依据十三名代表在中共历史中的作用进行排名，依次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会议刚开始前的几天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代表们计划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到了晚上7时许，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那男子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程子卿的突然到来，引起代表们的警觉，会议为此中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景即刻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后来，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会议转到了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

然而，中共一大的会址是如何泄露的呢？《新华澳报》的苗体君及窦春芳在《揭秘中共一大召开的真实经过》一文中记载，问题就出在马林的身上。因为马林是荷兰人，他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马林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

马林奉命离开莫斯科来上海时，途经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就被拘留六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马林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马林的动向。

当荷属爪哇当局得知马林可能到上海时，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要他们监视马林的行动。马林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从他一登上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了。

据荷兰外交部档案（法国巡捕致上海荷兰总领事函件）记载：“6月3日，斯尼夫列特（马林）乘意大利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安德雷森。6月14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这就说明，马林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马林对自己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就有提防。

而周佛海在1942年1月回忆说：“（一大）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乃在原地……（后来）出了事。”

中共一大的会址转到浙江后继续开会，在马林的提议和指示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并通过了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会议还采取了无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7月31日，中共一大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