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运前解封《美国之音》想起：《居安思危-8》解说词

1988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了这样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

他在书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苏联人追求的是不战而胜。……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苏联人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我们则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

没有等到1999年的到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共不战而败。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时起，西方敌对势力就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里。但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和考验，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经受住了包括德国法西斯全面进攻在内的一个个严峻考验，使社会主义的旗帜始终在苏联高高飘扬。

眼看对强大的苏联用武力战胜已无可能，西方便转而采取“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一词，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西方反共势力根据赫鲁晓夫掌权后出现的新形势，加紧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力图西化和分化苏联。

尼克松上台后，奉行“均势外交”，力图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通过宣扬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来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

美国总统里根，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他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鼓吹所谓的“国际政治新思维”。他宣称：“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苏美两国“除了领悟共同生存这一伟大真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这就在国际范围内根本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还依然存在着严峻斗争的这一铁的事实。

他的政治表态很快就传达到西方社会。西方反共势力见时机已到，便对苏联全面展开“和平演变”的攻势。

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洞开国门，予以迎合。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一个手段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大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美国在西欧专门设置了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 “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也分别用40种和35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四家大型电台都担负着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任务。里根曾这样援引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的话说：“从长远来说，事实也许会证明，广播是你可以选择的最省钱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是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把苏联、东欧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无限夸大，煽动人民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专门打掉苏联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列宁其中包括斯大林情结的“哈佛方案”，使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制定设法使俄罗斯人接受将列宁遗体入葬的实施步骤等。他们还别有用心地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支持其削弱、取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乘机宣扬西方所谓的“美好生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

冷战时期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针对美国颠覆前苏联的战略不无自信地宣称：“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4]西方世界十分注意用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影响苏联广大受众特别是青年。

面对这一宣传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仅丧失警惕，不对苏联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而鼓励民众去接受西方的熏陶。他在198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人必须同外国人直接接触。不用害怕，……一些人会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缤纷。”

1988年12月，苏联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就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由于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敞开大门，1990年前后，苏联社会中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所谓的“彻底革命”之路，背弃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这就完全符合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中给“最有效的宣传”所下的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二个手段，是利用经济贸易、技术援助，诱导苏联的改革朝着西方期望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利用1949年11月秘密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和贸易限制，作为诱压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政治让步的手段。

西方国家看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改革”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纷纷表示支持，愿意给予援助。戈尔巴乔夫也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施舍。1989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结果很快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他阵脚更加慌乱，于是便卑躬屈膝加大向西方乞讨的力度。西方则趁此“良机”，提出各种苛刻的附加条件，加紧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委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去美国，同哈佛大学的专家一起，制定了一个“哈佛计划”，其中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决，等等。该计划还规定，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西方当时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

然而，西方的援助只是一个“诱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当时说：“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5]事实也的确如此。1991年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包括“哈佛计划”在内的文件来到英国伦敦，会晤西方七国首脑，请求给予巨额援助。但结果使他大失所望，西方七国并未承诺任何援苏款项。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依然本着“哈佛计划”的思路，使苏联的改革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不归之路”。

戈尔巴乔夫也由此赢得了西方赐予的“伟大改革家”的“美誉”，成了那里舆论的宠儿，并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美、英、德等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还以“稿费”等各种形式给予戈尔巴乔夫个人大量的现金。他的助手博尔金回忆说，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万美元。后来，其夫人赖莎第一本著作在美国出版，美国即付给其稿费300万美元。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三个手段是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

多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噪“共产主义世界践踏公民权利”。

美国政府更是把“人权外交”同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密切结合起来，肆无忌惮地利用所谓人权等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所谓“道义”的。

1977年卡特上台不久就接见了《古拉格群岛》一书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他还亲自致信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

1979年4月，美国用它所拘捕的两名苏联间谍，交换了金斯伯格等5名持不同政见者，以此声援和鼓励在苏联出现更多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同年12月，卡特政府搞了一个所谓的“人权周”，对苏施加压力，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造势助威。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争取民主赠款法》。1989年，国会仅拨给“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款额已达2500万美元。这笔资金主要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民主”和支持反对派。西方利用意识形态渗透和“人权”攻势，并投入巨额资金，支持那些对苏共不满的人，帮助他们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资助他们出版各种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出版物，并鼓励他们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

80年代初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活动逐渐衰落。但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进，非正式组织和形形色色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戈尔巴乔夫完全屈服于美国的“人权”攻势和压力。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是为最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恢复名誉了。萨哈罗夫是苏联的“氢弹之父”，但他在西方支持和资助下，拚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经常发表反共演说，还在苏联国内公开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保卫人权”组织。1980年初，他被苏联当局强制迁移到高尔基市居住。但在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他请回莫斯科，鼓励他从事政治活动，还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随后，苏联当局又按他的要求，赦免释放了其他140名持不同政见者。1989年3月，萨哈罗夫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失败，戈尔巴乔夫立即给苏联科学院增加名额，帮助他成功当选。后来，他成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强烈反对苏共的“跨地区议员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力主修改规定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6条，并亲自拟定《宪法》，取消了原苏联国名中“社会主义”一词。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因病去世，戈尔巴乔夫曾表示无限悲痛，声称这是“重大的损失”。由于戈尔巴乔夫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苏联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很快公开化、合法化了。

面对以非正式组织面目出现的政治反对派，苏共听任和放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猖狂进攻。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它值得大力支持”。[8]1989年7月18日，他在又一个会议上说，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与改革目的客观上相符”，因此应“同它们对话协作”。他不仅允许成立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而且同意在非正式组织的基础上成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直至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听任让反对派夺取一系列地方政权。

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的社论披露，当时苏联的非正式社团已经有3万多个。到1990年8月便急增到9万个，其中政党约500个，全国性政党20个。这些政党和组织肆无忌惮地宣扬反苏反共观点，鼓吹成立独立工会和要成为反对党。

插手苏联的民族问题，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苏联内部制造动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四个手段。

苏联长期存在着一些民族问题，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族际关系民主化”而不断激化，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民族对立和冲突。西方国家则趁火打劫，蓄意推波助澜。

1986年苏联改革开始不久，一些美国议员就跑到拉脱维亚挑拨苏联民族关系，公开宣布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占领”，波罗的海人民有权决定是否独立。

1989年春，当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势如潮涌之时，美国驻苏大使出面接见当地分裂势力的代表，了解他们的活动意图和计划，对他们表示支持，从而直接促成了波罗的海沿岸两百万人手牵手的“波罗的海之路”运动，大大强化了当地分裂主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其间，他们公开提出了“打倒苏共”和“脱离苏联”的口号。

1989年12月1日，美苏两国元首在马耳他会晤，布什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警告苏联不得用武力对付波罗的海的三国民族运动。否则，反苏情绪就会席卷美国。布什还多次会见波罗的海沿岸分裂运动领导人，向他们表示声援和支持。

1991年1月，立陶宛局势紧张时，美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军“挑衅”，要求苏联“回到谈判中来”，同时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苏方表达强硬立场。布什本人亲自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发密函，要他履行不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的承诺，否则就将停止对苏援助。

在美国的高压下，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于1月30日下令将派去控制立陶宛局势的空降兵部队和内务部队撤出立陶宛，同时向美国人保证，在坚持宪法的道路上推进政治进程，愿同波罗的海分裂势力进行对话。苏联中央政权从此失去了对这三个共和国的控制。

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得手，推倒了苏联解体的多米诺骨牌。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第五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手段，是千方百计支持苏共内部的反叛势力，大力扶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

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美国驻苏联大使就已经同叶利钦进行了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联盟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反叛行为。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政治局后，美国利用各种机会与他保持更为密切的接触。1989年,叶利钦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当年9月叶利钦访美，美方破格接待这位“非正式访问”的“非官方人物”，安排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前总统里根等诸多政要同他会晤。

叶利钦回国后，加紧展开反共活动。一方面在党外谋求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的修订，另一方面在党内领导“民主纲领派”，力图“彻底改造”苏共，夺取苏共领导权。美国则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进行“劝和”，推动两人“联手合作”，直接介入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美国立刻邀请他访美，并且给予这位尚未就职的苏联地方政权领导人以完全的国家元首礼遇。除布什总统与他进行长时间会谈外，美国副总统、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国会参众两院领袖以及劳联—产联领导人、一些大公司老总、社会团体负责人，也都会见了叶利钦。

　　叶利钦对美国人的知遇之恩投桃报李。1991年12月，他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密谋解散苏联时，首先向美国总统通报了情况，取得了美国的支持。

“8·19”事件前夕，苏联著名反对派人士波波夫用纸条密告美国大使，说有人正在策划一场重大阴谋活动。“8·19”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两次与叶利钦通电话，稳定其情绪，鼓励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立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叶利钦的立场；

加拿大总理宣布冻结两亿美元对苏援助，指责苏联可能重新回到冷战；

日本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不合法，宣布冻结一切对苏援助计划；

德国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叶利钦关于恢复宪法秩序的要求；

法国领导人猛烈抨击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求欧共体召开首脑会议讨论苏联局势问题；

世界银行宣布，暂停讨论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建议。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更是与叶利钦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当时企图挽救苏联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战略从屈从到迎合，加上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内部反叛势力则与西方敌对势力的里应外合，便使得苏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当叶利钦站在前来包围“白宫”坦克的炮筒前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葬礼的“礼炮”也就要奏响了。

苏共从兴盛到败亡，苏联从强大到毁解，给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

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完结、苏联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综合引起的复杂的政治事件，包括国外的因素和国内的因素，党内的因素和党外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因素以及社会的因素，等等。

但是，作为前苏联国家和人民脊梁的苏联共产党，作为曾经是支撑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钢筋铁骨，它自己内部的蜕变和首先断裂，无疑是导致这座大厦最终迅速坍塌的最主要因素。

在当今的俄罗斯人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逐渐凝聚到苏共的内部。原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其最近出版的名为《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一书中在分析苏联解体的责任时也说：“苏共的机关、整个苏共、包括党内的普通党员应对发生的灾难负主要责任。”

目前，世界社会主义无疑仍然处于低潮。但一切不屈不挠、继续顽强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的所有共产党人，难道不应该伫步深思吗？

附录：美国之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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