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村棋访谈：劳工阶级已经沦为选举工具
人物名片 郑村棋，生于1952年，中兴大学（现台北大学）毕业后赴美，获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硕士，曾任辅仁大学企管系兼任讲师、《中国时报》记者、“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召集人及台北市劳工局局长，台湾著名劳工运动领袖，经常以政论名嘴角色参加TVBS的“2100全民开讲”，并主持飞碟电台的《飞碟午餐》节目，被称为岛内最特别的“麻辣烫名嘴”。称为岛内最特别的“麻辣烫名嘴”。 在台湾有这么一个哈佛的高才生，他个子高瘦，架一副眼镜，却主张暴力、崇尚革命，甚至有很多民众等他一声令下就要“起义”； 他曾是辅仁大学教师、《中国时报》记者，当过台北市劳工局长，还做过“倒扁运动”的先锋主将； 他骂游锡“是陈水扁身边最忠的狗”，为此成为第一个被民进党起诉的名嘴，却依然指名道姓痛骂岛内权贵，被岛内民众赞为“以金刚怒目之姿行菩萨低眉之善”…… 他就是郑村棋，本期对话台湾名嘴的嘉宾。 被控告，感到无上光荣 记：去年您骂“游锡是陈水扁的忠狗”，被民进党以“公然侮辱与诽谤”罪名控告，创下民进党起诉名嘴的第一个案例。当初跟着您一起骂的“立委”洪秀柱日前已经胜诉，您自己的官司怎么样了？现在还觉得 “被控告无上光荣”吗？ 郑：我的（案子）已经开了好几庭了，8月4号还要开庭再审，很可能赢不了。因为我和洪秀柱不太一样，她比较懂得变通，会用“狗是人类好友”证明所讲不涉及侮辱。法官一直认为我态度过于强悍，他觉得我骂得对，但不必搞到这么难堪。但我这个人一向是直言快骂、不会闪避的，本来就是想骂他嘛，何必再去辩解，否定自己呢？ 很多人只知道我骂游锡，却不了解我为什么骂：当时陈水扁说施明德有向他求官，游锡就立刻不问所以然地骂施，这是明显的“忠狗”行为嘛！而事实上，我已经看过施提供的一份当年的会谈记录，是由郭文彬（施明德当年的“立委”办公室主任、后成为陈水扁幕僚）记录的，当时明明是陈水扁对施以官相诱。陈水扁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习气最让我痛恨，所以我骂游锡，不是为了替施出气，也不想侮辱狗，而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抨击乖张放肆的统治阶级，最终能被他们控告，说明已经骂痛了他们，我为此感到无上光荣。 记：除了这个案子，您也曾大骂谢长廷前机要秘书张嘉玲而惹上官司，并因经常指名道姓痛骂权贵成为很特别的 “麻辣烫名嘴”，您这种风格是因为个性使然，还是有意为之的？ 郑：其实两部分都有吧！首先我是农家出身，一直是个直爽敢说的人，加上我长期从事劳工运动，习惯了直接对抗的方式，讲话不会拐弯抹角、含沙射影，很讨厌陈水扁、李登辉经常 “某个人”、“某个团体”的攻击方式；其次，以前像我这样的讲话风格是上不了电视的，过去谁敢在媒体上直接痛骂权贵、鼓动暴力革命？但随着台湾这几年社会矛盾积淀渐深并日益尖锐，统治阶层却一直无力无心去解决，民众有满肚子的愤怒、痛苦和不以为然需要发泄，在这种大环境下，我是有意识地用很直接、很针锋相对的方式去反击统治阶级，无礼的背后都有反映老百姓心声的主观意识，而媒体为了吸引民众也慢慢接受甚至鼓励这种方式，因为在岛内轻声细语已无用。 至于引发诸多争议的用“三字经”痛骂张嘉玲事件，也是被人为炒作出来的。对当时连续热死六个老农，当局却毫无反应的“天灾人祸”，我上节目时非常激愤地痛批“执政”党的无能与政客的无聊，没有直接骂张嘉玲。但节目播出后，也许在节目上的表现在绿营不讨好，她第二天突然跳出来控告我，将我骂民进党的东西嫁接到自己身上，扣我一个“人身攻击”罪名，是明显的政治作秀和自我炒作，对此我当然会采取拒绝道歉的强硬态度。 司法成为当局维护不合理机制的工具 记：尽管您常常用很直接的方式处事，很多岛内民众还是很尊敬、很喜欢您，觉得在您愤世嫉俗的外表下其实是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您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刀子嘴豆腐心”吗？ 郑：平常闲散时我喜欢看看书、听听昆曲弹词、泡泡功夫茶，很多人知道了会有些吃惊。其实私底下我个性是蛮温和的，不太喜欢和别人争，也不太会主动攻击别人，但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我是从来不会退缩的。不过我也都会先礼后兵，如果在讲理的基础上他们愿意退让、改过的话，我也不是欺人太甚的人；但如果道理都讲明说尽了，对手还是无视现实或不思改变，我就会展开激烈的攻击、批评，如果这种反击再遇到政治约束和压制，我就很可能会抛开任何顾忌破口大骂…… 我是从乡下一步步走出来的，明白普通民众的利益底线和所有的痛苦，也知道错误的政策是会伤人的。人民做主人是民主的基本诉求，人民可以允许政府犯错也可以给它改过的机会，但不能忍受政府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我的强悍是为民发声，表达民众不会对错不究、姑息养奸。所以说“刀子嘴豆腐心”没有错，我对当局“刀子嘴”是源于对民众的“豆腐心”，就像金刚现怒目身以降伏恶人、菩萨现慈眉貌以摄取善人一样，两者并无矛盾之处。 记：台湾近年来出现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就是很多遭到司法控告的人不仅自己自豪，还会受到民众的尊重，您是这样，邱毅是这样，杨儒门也是这样，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 “法律与道德背离”的现象？ 郑：因为我们这些冲撞者和大多数民众一样，都是一个不正常体制的受害者。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体制是正常、合理的，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可的，那么你一旦冲撞了体制，不仅应该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还必须接受民心和道义的惩罚；可是当这个体制已经变得不合理、开始“吃人”，甚至连法律也成为体制内压制力量的一部分，这时候，道德价值就会背离法律价值，体制的受害者必然会受到民意的同情与抚慰。 所以，我们这些“违法作乱”的人之所以能够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是因为司法已成为当局维护不合理机制的一种工具，民众觉得冲撞者是值得肯定的。 施明德投机主义导致“倒扁”失败 记：您是去年“倒扁运动”的重要推动者，还参与发起了“全民告发”行动，然而在主流民意强烈不满贪腐当局的情况下，“倒扁运动”却最终高潮落幕、无果而终，您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哪里？ 郑：（一声长叹）正如我后期的一些批评所指，作为运动的发起者施明德的投机心理太重了。在民怨沸腾时，施明德就像一个灵敏的政治动物，嗅到机会出来收割民意成果，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搏，最初他对这个运动是没有多少信心的，把我们这些搞群众运动的人搞来帮忙，甚至用收取“保证金”的方式探测民意，民怨在他“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宣誓中充分爆发，因为愤怒的民众确实需要一个能替他们拼死抗争的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施明德身上。 但施明德许诺之后，并没打算真的付诸行动，特别是当那么多的民众聚集在他的旗下时，他觉得已经胜券在握，认为只要维持这种民意高压，就可以压垮民进党和陈水扁，用借刀杀人的方式达成目的，使整个“倒扁运动”出现侥幸心理和投机取向。事实上这种思想是极其幼稚的，因为“倒扁”运动已经不是简单的陈水扁上下问题，而是关系民进党“执政”权的生死之战，整个交战形势发生了变化——— 一边是抱着必死决心的统治阶级，一边是希望把陈水扁“吓”下台来的施明德，胜负还有什么悬念？ 更糟糕的是，“倒扁”失败后没有人认真检讨过这种投机主义，反而在岛内产生类似 “行动无用”、“阿扁是扳不倒的”等错误论调，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 记：“倒扁”后期您也曾提出过暴力革命方式，表示施明德失败后您会接棒继续下去，最后为什么没接手呢？ 郑：我当时的表态是，如果施明德承认和平方式失败，我愿带领群众以各种体制外的冲突行动继续“倒扁”。一项运动在不同阶段出现不同领导者是正常的，但一直扮演领导者角色的施明德，一方面希望我们像前锋一样带着群众往前冲，一方面站在后面谴责暴力，我无法忍受这种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做法，因为一旦我自作主张将运动带出体制外，我就要承担所有可能的指责和失败，我不会上当。“倒扁运动”其实出现过两个绝好的机会，一个是绿营9月16日发动的 “挺扁大游行”，一个是10月10日对“总统府”的“天下围攻”，在这期间一旦爆发暴力冲突，民进党必然要表态做出抉择，但施明德先是把运动舞台主动让给绿营来挺扁，又在一圈圈的散步中把“天下围攻”的人气消耗殆尽，把整个运动彻底带向衰落，后来也就没有接棒的必要了。 后来，我将近4个月没有上政论节目，也和这个有关。“倒扁”运动后期，我很不满其中的幻想和侥幸心理，开始在TVBS的节目上批评施明德和 “倒扁运动”，但（主持人）李涛不希望我批评，担心破坏“倒扁”运动内部的“和谐”，我很讨厌这种逃避问题的方式，不让我批评，那我就不来了，又不是为赚出场费来的！我后来转向更开放的广播节目。 劳工阶级已经沦为选举工具 记：一个哈佛硕士回台湾可以有很光鲜的生活，您却一心投入工人运动；在与政府抗争多年后，您又应马英九之邀出任台北市劳工局长；而在备受肯定的4年任期后，您却重返工人运动，能解释一下这些看上去有些矛盾的选择吗？ 郑：首先跟我的出身有关，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对底层的人和事一直很有感情，希望贡献一份力量去争取一些改变；另外，台湾社会有很多的不公平、不合理，对于着迷选举游戏的政党来说，劳工阶级已经沦为它们的选举工具，他们的权益根本无人关心，而劳工运动要做的就是把他们整合成一种独立的力量，不受“朝野政党”的随意摆布。 我在早期的党外运动中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后来去外国又受到左派洗礼，就一心想参与到台湾的劳工运动中，没想到当时岛内都是学院派在搞运动——— 双方站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隔空开战、几乎没人跳到街头实践，我只好自己当这个“带头者”，创立了延续十几年的“秋斗游行”等多种运动。 1998年，接受马英九邀请担任台北市劳工局长，暂时走出街头进入体制内，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随着民进党获得执政权，工人运动遇到很大压力，因为原来几乎所有的体制外力量都和民进党结盟，与国民党抗争。民进党突然执政，劳工运动一夜之间孤立起来，我们要寻找新的盟友；第二是台湾的劳工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和命运，他们有点迷信权力却不敢相信自己，甚至觉得我是当不了官才来搞运动，那我就当给他们看看；第三则是运动发展需要一些突破，我们以劳工群体为主，和其他阶层可以保持等距“外交”，也可以进行利益联合，为了纠正“国民党永远是敌人”的偏见，我先结盟给其他人看。 至于做了4年就离开，是因为劳工运动才是我的事业，我不想在统治阶层中浪费太多时间甚至迷失自己。 记者 刘强 实习生 谢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