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伊女兵心灵淌血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门洛帕克市，有一栋不起眼的小楼。楼里有5间卧室，每间摆放着两张床。这里就是美国国防部“女性创伤平复项目”所在地。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女兵而言，这里是她们最后的希望。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数以千计的美国女兵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伊拉克服役期间，她们中的一些人曾遭男性同事欺侮、侵犯乃至强暴。

战争中，她们不分昼夜地与死亡搏斗，还要投入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再次赴伊选择“逃”

现年22岁的苏珊娜•斯威夫特在美国是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反战者认为，斯威夫特是叛逆者和受害者的集合体；主战者则将她视为叛徒、骗子和逃兵。

2006年1月9日上午，第42宪兵旅第54宪兵连士兵斯威夫特未经请假外出。两天后，她需随部队返回伊拉克战场。

当时，斯威夫特已结束先前在伊拉克12个月的服役期，回国尚不满一年。随着第二次赴伊行期临近，她愈发焦躁不安——暴躁易怒，挑事与朋友打架，严重酗酒。

在即将返回前线的那个周末，斯威夫特驾车前往俄勒冈州的尤金地区看望母亲。斯威夫特回忆说，就在1月8日晚上，她突然之间想到要逃跑，“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车上，钥匙就握在手里，于是，我看着妈妈说：‘我不能走，我不能回伊拉克。’”

斯威夫特说：“那不是理智的决定，是疯狂的抉择。”

逃跑后的两天里，斯威夫特的手机屏幕闪烁不停，那是上司打来的电话；他们还发来短信，表达关切或愤怒。她逃到一个朋友家，一直住到当年初春。“我从银行里取出所有存款，绝不用信用卡，免得他们追踪到我。我的心一直悬着。”

躲了3个月，斯威夫特搬回尤金与家人同住。去年6月11日，两名警察敲开斯威夫特家大门，把她铐走，在当地监狱关押两夜后，转移至华盛顿州的刘易斯堡军事基地。

屡遭长官性侵犯

斯威夫特说，之所以选择逃跑，是因为在科威特、伊拉克和刘易斯堡军事基地服役期间，她曾多次遭3名长官性侵犯。她说，无论是战争还是性侵犯，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压力；她承受的压力是二者“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斯威夫特为自己辩护说，在抵达伊拉克后的前两个月，她所在的军营几乎每晚都遭到迫击炮弹袭击。她经常一天执勤16个小时，曾亲眼目睹战友被自己人误伤致死，还有一位好友在汽车炸弹袭击中受伤。

然而，最让斯威夫特不堪忍受的，是她的顶头上司。刚到伊拉克的第一天，他就对她提出性要求。她被迫与他维持了4个月的性关系，只要他在夜晚敲她的房门，提出要求，她就得满足。当她不再听任摆布时，他便展开报复，令她在夜里独自开车穿过营区，并当众施以羞辱。

与许多性与权力纠缠不清的案例一样，斯威夫特很难说自己遭到强奸。她只是说，一名职位更高的男子反复“操纵”自己。军方调查的最终结果是，斯威夫特指控上级对她实施性侵犯证据不足。

投诉反被“穿小鞋”

同样在军中遇到性侵犯，同样遭上级报复，同样有苦难言，但现年33岁的克丽•克里斯滕森选择了忍耐。

克里斯滕森所属的威斯康星国民陆军警卫队驻扎在科威特，负责向驻伊美军运送装备。2005年2月，克里斯滕森因伤转为文职。在新岗位上，一名她10年前就认识的军官开始对她的胸部评头论足，向她表达强烈的性要求。

克里斯滕森说，她向上级反映，却换来各种各样的惩罚：因为小疏忽遭记过处分；别人把她灌醉，她却遭到无端指责和降职；时常接到命令，从机场附近的停尸房把阵亡士兵的棺椁运上飞机……

迫于战争压力、性侵犯和报复行为，克里斯滕森多次产生自杀念头。军队记录显示，她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已得到确诊。服役合同期届满时，她获悉将少领6年退休金，她崩溃地说：“那是我的事业，他们却把它偷走了。”

“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疯子，”克里斯滕森说，“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其他女兵也有类似遭遇。为什么军方的态度总是‘闭嘴，不要生事’？”

现在，克里斯滕森仍然噩梦连连，对驾车心有余悸。

目睹惨状被击垮

凯瑟琳，现年37岁，随军护士，有上尉军衔，无性侵犯遭遇，“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凯瑟琳曾在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作战支持医院服役。她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每天值班时间长达15个小时，患者以烧伤居多。

“我知道会死人，”凯瑟琳说，“我很现实。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要照顾那么多平民，而且很多都是孩子。”

有个名叫穆罕默德的男孩让凯瑟琳印象深刻。她一直认为，自己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她还照顾过另外一名伊拉克少年，枪伤引起的并发症使他失去一条腿。谈及不断蔓延的无助感，她说：“当我无力照顾到每个人的时候，我的精神开始承受压力。”一次，上司禁止她探望一名截肢男子，原因是她开始感情用事。

“我开始发疯，”凯瑟琳说，“我患上‘惊恐发作’。我感到呼吸困难。”

在她发作的那天夜里，她顺着楼梯爬上可以俯瞰整个“绿区”的医院房顶。当一名医生在房顶发现她时，她开始哭泣。这名医生马上带她去就诊。上级认定她有自杀企图，把她撤回美国。

同情患者，“回天”乏力，沮丧和崩溃……凯瑟琳并不孤独，她的男同事们也曾产生类似情绪。“我们都在这些情绪中挣扎，”她说，“有人忍不住流泪；没有人睡过好觉，经常做噩梦。”

噩梦至今难醒来

凯瑟琳有5个女儿，她们和父亲一起住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回家后，凯瑟琳察觉到，她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我不想见到她们，”她说，“我本以为，我会兴奋地跑到她们面前，说我爱她们。可事情恰好相反，我感到害怕，我怕她们抱我、碰我。”

凯瑟琳说：“我害怕她们发现我颤抖、自闭、无法沟通。”她觉得与其中一个女儿重新建立感情尤为困难，因为她黑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眸“看上去像伊拉克人”。

一次，11岁的女儿追着年纪最小的妹妹四处跑，后者边跑边顽皮地喊叫。此情此景马上将凯瑟琳脑海中的镜头切换到伊拉克：“它刺激到我，让我回忆。我的大脑会回放很多镜头。”她13岁的女儿鼓励说：“妈妈，你一定能好起来。你又没杀过人。”凯瑟琳开始哭泣。女儿反应道：“天哪，你杀人了！”凯瑟琳回忆说：“我受够了，我要去治病。”

相关链接：美国女兵与战争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截至目前，先后有16万美国女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越南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参战美国女兵人数分别为7500人和4.1万人。如今在伊拉克，每10名美国士兵中就有一名女性。

美国女兵在战争中通常起到作战支持作用。但目前形势下，暴力袭击对她们构成空前威胁，伊拉克战争更消除了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的界限。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全国“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执行主任马修•弗里德曼介绍说：“在伊拉克，最危险的事情之一是开卡车。”

有专家担心，性侵犯和战争暴力的双重压迫，将给数量众多的女兵留下心理创伤。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2004年至2005年，军方共对3038起性侵犯指控展开调查，只有329名被告走上军事法庭，有半数指控因证据不足被驳回。

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3.4万名参加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老兵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中3800人是女性。由于该病的潜伏期可能长达数年，上述数字很可能有所增长。

阴影难以摆脱

“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最大困扰是“孤立”。患有此病的女兵大多在服用抗抑郁药物，但疗效微乎其微。一些多年前就退役的女兵仍然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作斗争。

去年3月，时年21岁的蒂娜•普列斯特用一支M－16自动步枪自杀身亡。自杀两周前，普列斯特控告一名男性同事强奸她。

前海军军医琳达•米歇尔曾在巴格达附近的美军监狱服役。去年10月，米歇尔回到位于美国纽约州奥尔巴托的家中。为做回一名称职的3个孩子的母亲，适应平静的郊区生活，她竭尽全力。3个星期后，时年33岁的米歇尔饮弹自尽。

今年2月的一个夜晚，前预备役军人杰茜卡•里奇酒后驾车，因车祸身亡，死时年仅24岁。里奇2003年在伊拉克服役9个月。据与她一起接受心理治疗的战友透露，她在服役期间曾遭强奸。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6月22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