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塘厦法庭遭南方周末大肆同情：号称最累的法庭
在产业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法官们几乎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疲于判案。这种情况在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存在。 法官们冀望于国家层面上相关政策导向的调整，让更多纠纷通过诉讼外途径解决。 一个法官审案量比上了内地一个法院 “晚上必须把判决书赶出来。”罗广杰说。他至今还没被“黑”过。在生病住院的九十多天里，有同事看到罗广杰偷偷跑回来开庭了。没人可以为他分担工作，因为“每个法官手上都有一堆案件，都做不完”。 除了临近审限的，就是当事人情绪比较大、可能闹事的案子，这些都“很急，要尽快赶出来。”罗广杰说。 晚上是罗广杰固定的写判决书时间。对于负责审判的法官来说，白天的时间非常宝贵，他们如果不在庭审中，就是在给当事人做调解中，有的法官甚至连事实调查都请执行法官帮忙做。 13个法官，7540宗案——截至11月15日广东法院系统年度收案数统计日，塘厦法庭人均收案近一千宗的就有三人。一千宗，相当于内地一个基层法院的收案数。去年，全国法官人均收案只有42宗。 今年3月开始，法庭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白天，法官们几乎没有时间做案头工作：开庭、开庭、吃饭、开庭、开庭；见当事人、调解、见当事人、调解…… 2008年，塘厦法庭收案翻一番。如此的案件增加幅度，中国其他法庭难出其右。 塘厦法庭是东莞市法院的派出法庭，辖塘厦、凤岗、清溪三镇，外来人口110万，本地人口10万，和一个中等县城基层法院的管辖人口相当。 法庭办公楼就在广九铁路旁。火车轰鸣而过时，办公楼微微颤动。 法庭不大。最大的审判庭也只能容纳二三十人旁听。其余三个审判庭，都是十来平米的小房间，原被告席几乎靠在一起。法官席和原被告只一尺之距。 楼道狭小，只能并排走两个人。多数时候，办公楼各个角落都挤满了当事人。 罗广杰说，有时冷不丁一抬头，就是个似曾相似的面孔，定神一想，才记起在法庭上见过。 今年5、6月，立案的人龙一度蜿蜒到法庭外的马路上。高峰时，他们就在法庭门口，填表或签调解协议，熙熙攘攘。 大多是附近工厂的工人。他们来自东莞塘厦、凤岗、清溪三镇的1万多家企业，或来要工伤赔偿，或要加班费，或要经济补偿金。 书记员都被累哭了 如果不兼塘厦法庭的出纳，法官邓鹤飞能多出五分之一的办案时间。即便如此，截至目前，他办结的案件，也接近一千宗。“说实话，这么多案件，完全靠法官一人很难完成。”培养书记员独当一面是邓鹤飞的经验。他不厌其烦地带书记员走每一道程序：应诉、送达、调解……有时连判决书也先让他们起草，自己再把关。 邓鹤飞极力培养他的书记员，另一位法官杨潮源却不敢给他的书记员太多压力。有一次他发现，书记员在办公室哭得很厉害，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太累了。 杨潮源也不轻松。他还负责法庭的党务工作。每周，法庭都有半天的思想政治学习，会务琐碎，也让杨潮源得以从如山的案件中解脱出来，换换脑筋。 2003年，杨潮源大学毕业来到塘厦法庭，刚开始写判决书，洋洋洒洒，一份判决都写上好几页。这种写法坚持不了一年，马上被现实改变。“只要能把案情说理讲清楚，写得简洁就好。”杨说。 罗广杰打趣说，塘厦这边的太阳走得太快了，他偶尔会怀念在老家法院工作时的悠闲时光。“一份判决书写一个星期，慢慢改，隔一天拿出来看一下。” 罗广杰的老家在广东粤东山区，那儿的基层法院案件少，罗说，以前办的案件，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当事人的模样他还记得清清楚楚。现在案件太多，转过身去就忘了当事人是谁。 现在，他们甚至不希望放长假，因为审限不会放假。往往长假回来打开电脑，系统里未开庭的案件又堆积如山。 在塘厦，身兼多职不是什么新鲜事，就连法庭的保安也上阵，充当执行法官的全职助手。 在法庭45人中，近一半以上的书记员、法官助理、“临工”都是编制外人士，这些法庭辅助人员个个重活压身。 办劳动争议案的法官特别不容易 在塘厦做了10年律师的龚清才，深知塘厦法官不好当。去年以来，他和他的同事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业务高峰。龚清才说，新劳动合同法一实施，工人们都抱着同样的希望，只要打官司就能拿到钱。 今年激增的案件有两部分：一是劳动争议案件，二是工厂倒闭后的一系列诉讼。它们都有个特点，当事人多、诉讼双方矛盾易激化。 曾有当事人威胁邓鹤飞，如果判他输就拿炸药炸死他；他还遇到过原告还没落座，就把一瓶农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的场景。 作为东莞人流量最大的法庭之一，塘厦法庭连一个自动安检门禁都没有，副庭长覃进朋说，他有时会担心法官们的人身安全。 一位常办一般民商事案件的法官感慨说，经常办劳动争议案子的法官不容易，跟他们相比，自己就像在天堂。 作为律师，龚清才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司法局经常给他们律所发通知，要求慎重处理群体性案件。 劳动争议案件还特别繁琐。需要核对原告每天的加班时间、工资结构、厂方该支付给他的报酬，等等。一个月31天，一天一天地算。在法官罗广杰的办公桌上，写满计算式的稿纸随处可见。计算器是罗广杰的必备工具，有同事还备两部。“都成会计师了。”罗说。 法院的电脑室也献技献策。他们设计出一套办法：在EXCEL中设定函数，把相关数字一输，加班费就出来了。 控制庭审时间是邓鹤飞法官的经验之谈。依他的经验，那些相对简单的案子，庭审时间可合理控制在一个小时内。按这样的进度，一上午可以开三个庭。 事实上，如此多的劳动争议案已经多道“闸门“的拦截。据凤岗镇劳动局副局长杨学军介绍，经过村一级劳动服务站和镇信访办的调解后，到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其实只占总数的16％。 到了法庭，调解结案依然是法官们的首选目标。几乎每个法官都觉得，作为法官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案件“调了”，一来可减轻接下来的程序之累，二来可以彻底消除双方对立情绪。在庭长蔡泽伟看来，就是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 从3月份开始每天加班的法官们偶尔也能得到加班的好处。有一天晚上9点多，副庭长覃进朋给当事人打电话，对方一看是法庭的电话，说，“法院这么晚都在加班，算了，还是调解吧。” 最累法官也有成就感 邓鹤飞的老婆劝他别当法官了，说没见过端铁饭碗还这么累的。邓鹤飞对记者说，“我老婆根本不懂什么是法官。” 从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已6年，邓鹤飞已在塘厦法庭干了5年，其中一年被借调到东莞市中级法院。 初去东莞中院时，邓鹤飞觉得那里的法官才是真正的法官。案件数量相对少，翻来覆去看；案件典型，调研时间多，“追求公平正义的感觉更明显”。 去年以来的审判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明显感觉到，塘厦法庭一年多来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判决，正悄悄改变企业的用工行为。“当发现判决能改变一些东西时，就会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鹤飞说。 从工伤赔偿到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再到加班费——工人们不同时期主要的诉讼请求，就是劳资关系的晴雨表。 在如潮的案件中，邓鹤飞们最直接地感受到中国制造业脉动；另一个法庭的法官刘树棠则在早几年前的最忙时期中，感受到社会转型带来的其他社会矛盾。那几年，东莞飞车抢夺等刑事案件频发，刘树棠每年经手的刑事案件也有近千宗。 法律就是用来解决社会矛盾，这一点两位法官很有体会。他们说，也只有在基层法院，才能体会得更真切。 给最忙法院增加一个编制很难 近年来，东莞市法院一直是全国案件最多的基层法院之一。2007年，东莞市法院人均结案数是全国法官人均结案数的5.14倍。今年，这个数字还会增大。他们有望成为全国收案最多的基层法院。 随着《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民事一审案件级别管辖的调整，诉讼费越来越低，基层法院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大。东莞市法院不到200位一线法官，管辖着约12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千万是流动人口。 事实上，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的法院院长一直在呼吁多给编制。现行法院定编的不合理也被屡屡提起。以东莞市法院为例，中央编制办公室确定该院的法官编制，是以东莞市户籍人口数量为基础，而目前东莞户籍人口170多万，仅仅是法院实际管辖人口的零头。 对于基层法院来说，要求增加编制几乎是奢望。在东莞市法院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陈葵看来，案件这么多，增加几个编制，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向别的法院借法官、向社会招“临工”。在塘厦法庭13名一线法官里，就有3位是从其他法院借来的。因为工作压力大、福利待遇不好，“临工”们一拨接一拨，来了又走。去年，东莞市法院包括塘厦法庭共有24个“临工”辞职。 逼出来的办法 很难招来更多的人，只能“挡住”更多的案件。副院长陈葵不停地跟村支书、镇委书记谈，让村镇的司法调解员参与进来；跟台商协会谈，让他们疏通解决商业纠纷；跟保险公司谈，让他们的调解员进驻法院协助处理交通事故…… 今年4月，五个人民调解工作室分别进驻东莞两级法院，正式挂牌办公。当事人可先到工作室进行调解，这边调解成功的案件，由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确认；调解不成再继续一般的诉讼程序。 去年底，东莞市法院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建立司法确认机制。在东莞辖区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可到法院进行确认。 陈葵说，这些都是逼出来的。正因为做了很多非法院“分内”之事，东莞市法院成为最高法院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试点单位。 基层法院确是各种政策和法律变化的感应器。近年新颁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新劳动合同法，引发的诉讼膨胀至今让东莞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倍感压力。 平常，除了给下属们鼓鼓劲，陈葵能做的，是为那些遭遇“黑屏”的法官通融通融。 12月5日就是东莞市法院的年终结案日。如果完成不了，结案率将受影响。结案率是个硬指标，低了评不上先进，还可能连累整个法庭。 法官们竭力想跑在“黑屏”前面。午饭时，法官们凑在一起谈的尽是“怎么尽快把案子赶出来”。为省时间，同事们之间的称呼都简化了，大家都喊法官罗广杰为“罗法”，省掉一个“官”字。（来源:南方周末）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赵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