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苏联人民粉碎了外国的武装于涉，为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废除地主、资本家的私有制，组织经济建设，进行了三系列紧张、艰巨的斗争。《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论述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左派共产主义者”小集团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的出版（1918年4月20日第1版）和他们的“提纲”的发表，有力地证实了我在论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那本小册子里所谈到的内容。

那种有时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辩护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出版物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证明了。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议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为这些议论在当前是有代表性的；它们从反面非常清楚地指明了目前形势的“关键”；它们是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不了解形势的人中比较好的人，他们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忠诚方面，都远远超过那些犯有同样错误的平庸之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一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政治——或想起政治作用的——权威的资格，向我们提出了他们的“目前形势的提纲”。把自己的观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则连贯地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有助于揭露我们的“左派”的错误，因为他们一着手进行论证而不是唱高调，就暴露出他们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字里行间以各种暗示的方式拐弯抹角地提起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是否正确这个老问题。“左派”不敢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滑稽可笑地东拉西扯，堆砌一个又一个论据，挖空心思编造各种理由，罗列种种“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信口开河，废话连篇，毫不理会他们是怎样地自相矛盾。“左派”对于在党代表大会上有12票反对和约这个数字津津乐道，尽管赞成和约的有28票，而对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内的好几百票中他们得到的票数还不到十分之一这个事实，却讳莫如深。他们制造一种“理论”，说赞成和约的是些“疲惫的、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而反对和约的“是经济上比较有生气和粮食比较有保证的南部地区的工人和农民……”这种说法怎能不令人发笑？他们对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赞成和约的表决情况一声不响，对过去反对和约的、俄国的典型小资产阶级的和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政治集团（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只字不提。用所谓“有科学根据”这种可笑的解释来掩盖自己的破产，来掩盖种种事实，那是一种十分幼稚的伎俩，只要综观一下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到，用小资产阶级革命空谈的口号来反对和约的，正是一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党内知识分子“头面人物”和上层分子，而赞成和约的正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群众。

尽管“左派”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提出了上述种种声明和狡辩，但是简单而明显的真理毕竟是掩盖不住的。提纲的作者们不得不承认：“和约的缔结暂时削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国际勾结的意图”（“左派”的这种说法不确切，不过在这里用不着来谈这些不确切的地方）。“和约的缔结，已经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搏斗更加剧烈了。”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反对缔结和约的人客观上成了帝国主义者手中的玩物，落入了他们的圈套。因为在包括几国的、力量大到足以战胜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已经在一个国家中（尤其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使命，不是去同强大的帝国主义作战，而要竭力避免作战，要等待，让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搏斗进一步削弱他们自己，加速其他国家革命的到来。我们的“左派”在1月、2月和3月不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现在，他们还是害怕公开承认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却透过他们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诸如“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等等，而清楚地显示出来。

“左派”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帝国主义体系必定开始崩溃，即令德帝国主义赢得当前战局的胜利，也只能使这个崩溃延缓一下，但那样就会崩溃得更惨。”

这种说法尽管看起来好象很有科学性，实际上是更加幼稚，更加不准确。只有小孩子才这样来“理解”科学：似乎科学能够断定在哪一年内，在春季和夏季或秋季和冬季里，“必定”“开始崩溃”。

想要弄清无法弄清的事情，那是可笑的徒劳之举。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决不会说一个“体系”的某种崩溃在什么时候“必定开始”（况且，事实上这个体系已经开始崩溃，问题是在各个国家在什么时候爆发）。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透过这种幼稚得可怜的说法日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里爆发革命一事，在和约签订以后开始的“喘息时机”已经过了一个月的今天，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前离我们更近了。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主张缔结和约的人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曾向那些崇尚浮夸的人指出：必须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不要在社会主义力量还薄弱、作战时机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帝国主义者作战，便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不要以此帮助帝国主义者。

但是，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也爱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无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多）却不善于考虑力量的对比，不善于估计力量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他们却看不见这个“关键”，只是“傲慢地”说一些空话，例如：“……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这是政治形势方面的客观事实……”

这真是奇谈妙论！经过三年最痛苦最反动的战争以后，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及其正确的不尚空谈的策略，人民得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很不巩固和很不充分的喘息时机。而“左派”知识分子却像自命不凡的纳尔苏修斯那样神气活现、煞有介事地说：“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根〈！！！〉。”我在党代表大会上说过，“左派”的报纸或杂志的刊名不应该叫《共产主义者》，而应该叫《小贵族》，我这种说法难道不正确吗？一个稍微懂得被剥削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的共产主义者，难道可以采取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充满小贵族情绪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说“和平心理”是“萎靡不振”，而挥舞纸剑倒是“奋发有为”吗？其实我们的“左派”正是在挥舞纸剑，他们回避人所共知的并且为乌克兰战争所再度证明了的事实：被三年残酷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人民，如果得不到喘息时机，就不能继续作战；如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战争，战争所造成的往往就是小私有者的涣散心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们的“左派”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二

但是，也许“左派”关于战争的空谈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热情，而且事关过去，因此并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吧？有些人这样为我们的“左派”辩护。但这是不对的。如果希望起政治领导作用，就要善于周密地考虑政治任务，而“左派”由于没有这种能力，就变成一些毫无定见的传播动摇情绪的人，这种动摇情绪在客观上只有一个意义：“左派”以自己的动摇帮助帝国主义者诱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去投入对自己显然不利的战斗，帮助帝国主义者把我们拖下陷阱。请听吧：“……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一味地避免战斗，在国际资本的进攻面前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

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既用言论又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必须同国际社会主义（而不是同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有机联系……”

关于这里在国内政策方面所作的攻击，将另外再谈。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这种言词上的狂热（和实际行动中的畏怯）吧。目前每一个不愿意做帝国主义挑拨工具和不愿意落入陷阱的人，应该执行什么策略呢？每个政治家都应该明确地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目前应该退却，避免作战。我们的“左派”不敢作相反的回答，却放空炮说：“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

这是欺骗群众。如果想现在作战，就请直说吧。如果不愿意现在退却，就请直说吧。否则，就你们的客观作用来说，你们就是帝国主义挑拨的工具。而你们的主观“心理”就是发了狂的小资产者的心理，这种小资产者尽管硬充好汉，夸口吹牛，但心里很清楚：无产者实行退却并力求有组织地退却是正确的；无产者考虑到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应该（在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面前）退却，甚至退到乌拉尔一带，这是正确的，因为在西欧的革命还在酝酿的时期，这是赢得时间的惟一希望，这个革命虽然不是“必定”（不像“左派”空谈的那样）在“春季或夏季”开始，但是它一月比一月更加临近，更加肯定。

“左派”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们不敢宣布现在退却是不必要的。他们拐弯抹角，闪烁其词，玩弄字眼，把目前避免作战的问题偷换成“一味”避免作战的问题。他们光是吹肥皂泡，说什么“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只能意味着：或者是诺兹德列夫习气，或者是发动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目的的进攻战，二者必居其一。公开说出这种荒唐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不能不用响亮的十足的空谈来作掩护，以逃避一切觉悟的无产者对他们的讥笑；他们以为，粗心的读者也许看不出“用实际行动来进行国际的革命宣传”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性”的人，一定会给以惩罚，大概最轻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应该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地向群众讲明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主战派在德国会再一次占上风（就是说很快就会向我们发动进攻），德国和日本将根据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来共同瓜分我们，扼杀我们，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听从空喊家的意见，我们的策略就应该是：等待，拖延，避免作战，退却。如果我们丢开空喊家，并且“振奋起来”，建立真正铁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纪律，我们就很有希望赢得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就是退到了乌拉尔（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能使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更加有可能来援助我们。更加有可能“跑完”（用体育用语来讲）从开始爆发革命行动到实行革命之间的距离。

这样的策略，也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切实加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支暂时处于孤立的队伍同其余队伍间的联系；而你们呢，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老实说，你们只是在一个响亮词句同另一个响亮词句间“加强有机联系”。这可是一种很不好的“有机联系”啊！

亲爱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因此你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加上引号，想必是要表示你们的讥讽，但实际上这个引号正表示出你们的头脑糊涂。你们惯于把“护国主义”看作卑鄙龌龊的东西，你们记住了、背熟了这一点，你们热心地反复背诵这一点，以致你们中间有些人竟然荒谬到以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只是在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你们没有很好考虑：“护国主义”为什么是并且在什么时候才是卑鄙的。

承认保卫祖国，就是承认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从什么观点出发来看这种合理性和正义性呢？只有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及其争取自己解放的观点出发；其他的观点，我们是不承认的，如果是剥削者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这就是罪恶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采取“护国主义”就是卑鄙行为，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如果是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就是合理的和“神圣的”。1917年10月25日以后我们是护国派。我曾十分明确地一再讲过这一点，你们也不敢反驳这一点。正是为了同国际社会主义“加强联系”，就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谁要是对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的国防采取轻率的态度，他就是在破坏同国际社会主义的联系。当我们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时，我们不曾轻率地对待过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问题，我们从原则上否认了这种保卫。当我们已成为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时，我们就要求一切人严肃地对待国防。严肃地对待国防，这就是说要切实备战并精确地估计力量的对比。如果力量显然不够，那么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就是向腹地退却（谁要是认为这只是临时拿来应急的公式，那么，他可以去读一读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之一老克劳塞维茨关于这一点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可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丝毫也不像是懂得力量对比问题的意义。

过去，我们从原则上反对护国主义，所以我们当时有理由讥笑那些好象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想“保护”自己祖国的人。现在，我们已经获得做无产阶级护国派的权利，问题的整个提法就根本改变了。我们的责任就是慎重估计各种力量，仔细考虑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是否来得及援助我们。资本的利益，就是要在一切国家工人还没有联合起来（实际上联合起来，即开始革命）以前，把敌人（革命的无产阶级）各个击破。我们的利益，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利用甚至是最小的机会，使决战推迟到整个国际大军的各个革命部队实现这种联合的时候（或者实现了这种联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