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三

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不幸。读一读他们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中的下列词句，实在令人不禁失笑：“……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

可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在一起，从而暴露了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从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昨天，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击和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已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碎的，比我们来得及加以计算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单有“坚决性”就可以了，用不着有正确计算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没有这种才能就不行。 我们的历史功绩，就是昨天（明天也会如此）在实行没收方面，在打倒资产阶级和粉碎怠工方面，我们是坚决的。如果今天把这一点写入“目前形势的提纲”，就是面向过去而不懂得转向未来。

“……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项任务！但是我们这里的怠工已经完全“粉碎”了。我们所缺乏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进行计算，盘算一下应该把哪些怠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样组织自己的力量去实施监督，譬如说，派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或监督者去监督一百个到我们这里来上班的怠工者，在这种情况下，侈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就是胡说八道。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点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只有疯狂反对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认为这样就够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犯这种错误。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引的话使人不禁失笑，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发现就简直使人捧腹大笑了，他们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这可真要把人吓坏了！而且“左派共产主义者”又是多么卖力地在提纲中、在论文中，到处重复着这一骇人听闻的发现啊……

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象，“左派共产主义者”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他们将在工人面前给“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评”。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　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正是在这里。因此，正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第一，“左派共产主义者”不了解，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就因为他们看不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第三，他们拿出“国家资本主义”来吓人，这就暴露出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粹的空谈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俘虏。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他们要——在1918年4月！！——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真是胡闹！

小资产者手头拥有在战时用“正当”办法，特别是用不正当办法积攒起来的几千几千的小款项。这就是作为投机活动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典型经济形式。货币是取得社会财富的凭证，千百万小私有者紧紧地握住这种凭证，把它瞒过“国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心想“躲过”无产阶级的风暴。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一味空谈所谓“劳动”农民而看不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真理，但是有谁会认真地对待这些沉溺于空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呢？

存有几千小款项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希望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几千小款项，反对贫民，反对任何的国家监督，而这几千几千的小款项加起来就是好多个亿，它们成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1000的价值。又假定说，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200消失了。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1000中拿出300来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粉碎，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赋”，比如说减到100或50，就会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个用简单数字来表示的例子（为了使说明通俗起见，我故意把它尽量简化）说明了当前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工人掌握着国家政权，他们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统统“拿到手”，就是说，不让一个戈比落在非社会主义用途上。这种由于政权实际已转到工人手中而产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却通过很多渠道来破坏法律上的规定，暗中投机，破坏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故意用这样的数字作例子，是为了更明显地说明这点）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

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这些无可争辩的真理，没有一点政治经济学头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永远不会懂得这些真理，但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这些真理。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值得争论，只要指出他们是空谈家的“可憎的样板”就够了；而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应该争论，因为这里是马克思主义者犯了错误，而分析他们的错误，可以帮助工人阶级找到正确的道路。 　

四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同样用国家，然而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除了孟什维克这类头号蠢人，没有人期待历史会顺利、平静、轻易、简单地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来）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材制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当然这里是指全世界历史范围的“困难”，而不是指平常小范围的“困难”。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DU×cAi》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象纳尔苏修斯那样地议论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需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把《新生活报》和《前进报》营垒中的优秀人物弄糊涂的同一个理论错误。这个营垒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于秉性愚钝，毫无气节，已被资产阶级吓倒，做了他们的尾巴；而其优秀人物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 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

我绝不只是现在，而是早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就对国家资本主义作过“高度的”评价；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一点，我想从我在1917年9月所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本小册子中摘引几段：

“……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请注意，这几段话是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写的，这里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我们由这一政治阶梯往上登得愈高，我们在苏维埃内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得愈充分，我们就应该愈不惧怕“国家资本主义”，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问题，结论只有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对我们的威胁的论断，是一个极大的经济错误，它清楚地证明他们完全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