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五

下面这个情况也是极有教益的。

当我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争论时，他还谈到一个意见：在给专家以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显然，这个我们是指“左派共产主义者”〉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我们记得马克思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对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是“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指资本家匪帮，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手里赎买土地、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

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见表明：第一，布哈林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高出一筹，他完全不是不可救药地堕入空谈，恰恰相反，他在极力思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痛苦而艰难的过渡——的具体困难。

第二，这个意见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布哈林的错误。

确实如此。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极盛时代，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最少的国家，是当时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过工人向资产阶级“赎买”的办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定条件下，工人决不拒绝向资产阶级赎买。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 在苏维埃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剥削者的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镇压下去以后，已经形成某些类似半世纪前在英国可以形成的条件（如果英国当时开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当时英国有下列种种情况可以保证资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无产者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因为已经没有农民（在70年代的英国已经有一些征象，可以指望社会主义在农业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会的无产阶级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当时英国在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长期的政治自由发展中受到严格训练的无产阶级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4）组织得极好的英国资本家——当时他们是世界各国中最有组织的资本家（现在这个领先地位已经转到德国）——长时期惯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因为这些情况，当时才会产生有可能使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想法。

在我国，目前已有某些基本前提（10月的胜利和从10月到今年2月对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镇压）使这种屈服得到保证。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最后，在我国，既没有高度的文明，也没有妥协的习惯。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布哈林是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想起马克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教导工人说：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作为一种例外，当时英国是一种例外）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但是，布哈林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具体特点。

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应该竭力避免两种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纵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但要从事坚忍不拔、深思熟虑、周密审慎并考虑到各种十分困难的转变的革命工作，他们却无能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党的发展史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它们作斗争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各种鲜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表现出自己是一种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现在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上气不接下气，高喊反对“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过去那种“妥协”究竟坏在哪里，它为什么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和革命进程的谴责。

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917年10月和11月间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主张妥协或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想不仅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尔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敌人来平等地分掌政权，而这些敌人在驱散立宪会议、无情地消灭鲍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实行苏维埃制度和进行每一次没收等基本问题上是必然会妨碍我们的。

现在政权已经由一个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到手，保持下来，巩固下来，甚至没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参加。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

所以，尽管布哈林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因卡列林和格耶这类人为他“效劳”而马上“感到羞耻”这一点值得赞扬，对于“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人来说，指出他们政治上的战友是些什么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例如，1918年4月25日的那一号《劳动旗帜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自豪地宣称：“我党现时的立场与布尔什维主义中的另一派（布哈林、波罗克夫斯基等人）是一致的。”又如，同一天的孟什维克的《前进报》刊登了有点名气的孟什维克伊苏夫的“提纲”：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一开始就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背道而驰，最近更日益公开地走上与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而带有明显的反工人的性质。在工业国有化的幌子下实行培植工业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复国家生产力的幌子下企图取消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计件工资和泰罗制，搞黑名单和黑籍证。这个政策会使无产阶级丧失经济方面的基本成果，而变成资产阶级任意剥削的牺牲品。”

说得太妙了，不是吗？

为了履行那些许诺俄国资本家兼并别国领土的秘密条约而同克伦斯基一起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克伦斯基的朋友们，打算在6月11日解除工人武装的策列铁里的同事们，用响亮的词句掩饰资产阶级统治的李伯尔唐恩之流，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在指责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妥协”，“培植托拉斯”（即培植“国家资本主义”！），采用泰罗制。

说实在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授给伊苏夫一枚奖章，他的提纲作为资产阶级挑拨言论的一个标本应该拿到每一个工人俱乐部和工会去展览。现在，工人们已经认清了李伯尔唐恩之流、策列铁里之流和伊苏夫之流的真面目，已经处处根据实际经验认识了他们，而用心思索一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这些走狗要挑拨工人们来反对采用泰罗制和“培植托拉斯”，这对于工人们是大有益处的。

觉悟的工人会把李伯尔唐恩先生们和策列铁里先生们的朋友伊苏夫的“提纲”，拿来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下述提纲作一番仔细的比较：

“在生产中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并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受奴役的危险，它将不仅激起落后阶层，而且激起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者普遍仇视‘资本家怠工者’的情况下，为了执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工人，这就会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毁掉。”（《共产主义者》杂志第1期第8页第2栏）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它表明“左派”落入了圈套，受了伊苏夫之流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奸细的挑拨。这对于工人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工人们知道，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主张实行劳动纪律，正是小资产阶级拼命破坏这个纪律。象上述的“左派”提纲这样的言论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事实上完全背弃了共产主义，完全转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由于恢复资本家的领导地位”，“左派共产主义者”想用这样的话来“辩解”。这种辩解是没有用的，因为第一，苏维埃政权是在设有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的情况下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的，这些工人委员或工人委员会监督领导人的每一步骤，学习他们的领导经验，不仅能够对他们的命令提出申诉，而且还能够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来撤换他们。第二，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是为了在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履行职务，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则是由苏维埃政权规定的，并且要由它来修改和取消。第三，苏维埃政权给资本家以“领导地位”，并不是把他们当作资本家，而是把他们当作领取高额薪金的技术专家或组织者。而且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真正大型的企业、托拉斯或其他机构的组织者，也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一样，百分之九十九是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可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正应该任用他们为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有经验的、熟悉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因为工人们在跨出可能被“左的”词句或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所迷惑的幼年时期以后，恰恰是要经过资本家对托拉斯的领导，经过大机器生产，经过年周转额达几百万的企业，就是说，只有经过这种生产和企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工人们不是小资产者。他们不害怕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重视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将利用这种工具来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 只有那些没有固定阶级特性因而也是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才不了解这一点。奥新斯基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中和在他们的杂志上的表现，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写道： “……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将属于‘托拉斯的组织者’，因为我们不是想教导他们，不是想把他们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向他们学习。”（《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14页第2栏）

在这段话中所卖弄的讽刺，是针对我说的“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的。

在奥新斯基看来，这句话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组织者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如果这种言论是出于诗人所描写的“年方十五，不会超过？”……这种年龄的人的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不，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要靠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象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

如果不是抱着幼稚的目的要“教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社会主义，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他们的。对于他们，不是应该教导，而是应该剥夺（这一点在俄国做得相当“坚决”），他们的怠工应该粉碎，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俄国优秀的工人是懂得这层道理的。他们已经开始向资本家组织者，向工程师领导者，向技术专家学习了。他们已经开始坚定而谨慎地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学起，然后再逐渐学习最难的东西。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中，这件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那是因为它比较困难。而纺织工人、烟草工人和制革工人，不象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害怕“国家资本主义”，害怕“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这些工人在“制革工业总管理局”、“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这一类中央领导机关内同资本家坐在一起，向他们学习，办理托拉斯，办理“国家资本主义”。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俄国先进工人的这种工作是同他们实行劳动纪律方面的工作一起进行的，并且在继续进行，他们并不大吹大擂，到处宣扬（大吹大擂对某些“左派”却是必需的），而是非常谨慎，循序渐进，汲取实践中的教训。这项艰难的工作，这项实际学习建设大生产的工作，是我们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保证，是俄国的觉悟工人反对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涣散现象、反对小资产阶级无纪律现象的保证，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

六

在结束本文时，要作两点说明。

1918年4月4日我们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争论的时候（见《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4页注释），我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你们对铁路法令中哪些东西不满意，请拿出你们的修正案来。这是你们这些无产阶级苏维埃领导人的义务，否则你们的言论就只是空谈。

1918年4月20日《共产主义者》第1期出版了，其中没有一个字讲到“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要如何更改或修正铁路法令。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这种沉默就是对自己的谴责。他们只限于用一些暗示性的攻击来反对铁路法令（第1期第8页和第16页），而对于“既然铁路法令不正确，那么应该怎样修正呢？”这个问题，却没有作任何明确的回答。

这不用评注就清楚了。对于铁路法令（这个法令是我们的路线即强硬的路线、专政的路线、无产阶级纪律的路线的榜样）所作的这种“批评”，觉悟的工人会把它叫作“伊苏夫式的”批评，或者叫作空谈。

另一点说明。在《共产主义者》第1期里刊载了布哈林同志称赞我的《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的书评。尽管布哈林这样的人的评论对我来说很有价值，但是老实说，这个书评的性质暴露了一个可悲的和值得注意的事实：布哈林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国家问题上可能有的共同看法。布哈林偏偏“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地方。 布哈林注意到了并着重指出了：应该“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构，应该“扼杀”资产阶级等等。狂热的小资产者也会愿意这么干的。而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我们的革命大体上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我的小册子里还讲到了连最革命的小资产者都不会愿意做的、觉悟的无产者愿意做而我们革命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关于这个任务，明天的任务，布哈林却保持沉默。

而我对此不保持沉默就更有理由，因为：第一，共产主义者应该更加注意的是明天的任务，而不是昨天的任务；第二，我这本小册子是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前写成的，那时，人们还不能以庸俗的小市民的想法来非难布尔什维克，说什么“是啊，在夺得政权以后，当然要高谈纪律了......”

“……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国家与革命》第77--78页。可见，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讲到了“起码规则”）

“……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那时“人们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同上，第84页，在夺得政权以前就已讲到了“行为守则”）

“……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同上，第91页）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同上）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同上，第95页）因此，不仅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而且对那些“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同上，第96页），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同上），都必须做好这种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1918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