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外来工生存状况调查（2009年曝光）

他口袋里的钱日渐减少，房租虽然不用出，但每天的两顿面条却是省不了的。两个月前，陷入困境的阿强向家乡的姐姐求援。3000元寄来，原准备用作缴纳明年电大的学费，但截止目前，已有数百元挪作生活费，被花掉了。

劳工NGO的冬天也来了

对阿强来说，打工族服务部目前除了为他提供免费住宿，还没有其他更大的帮助。

对打工族服务部来说，又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服务部的办公室设在番禺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每个周末来参加活动的外来工挤满了狭小的房间，他们有的是来获取相关的法律知识，有的是来消遣解闷。服务部员工阿俊说，两年前服务部的老办公地设有图书室和娱乐设施，每天下班和周末都有工人来玩。

但在四个月前，情况变了。“对，就是在奥运会之后！周末参加活动和娱乐的工人，明显减少，原先每次活动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人。”阿俊说，“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变了，说明他们已经离开了番禺。”

与挪威基金会合作后，打工族服务部的办公条件得到了改善，原来的办公室保留，又租了现在这个更大的活动场所。但是偌大的活动场所，却少有人问津。

金融危机的寒意，外来工首先感受到，然后传导给打工族服务部这些劳工NGO，它们的冬天也来了。

2009年1月初的一天，打工族服务部的总负责人曾飞洋安排他的员工进行一项问卷调查，主题是“金融危机对外来工的影响”。20天后，147份有效问卷被回收。

“尽管还没有对问卷做分析，但从调研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外来工听到甚至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人减薪、放长假，甚至被解雇。”曾飞洋说。一直以来，打工族服务部擅长的是劳工工伤、职业病探访，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但现在，大批民工离开番禺，离开珠三角，服务部对于下一步做什么，似乎并没有充分准备，一时不知所措。

此次调研是否在为服务部后续行动做依据？

曾飞洋否认了，他说调研只是为工友和政府提供一些相关信息，服务部并无实力开展相关活动应对外来工失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做事太难了，首先是没钱。”曾飞洋无奈地说。2008年下半年来，服务部筹资似乎越来越难。与挪威合作的项目，对方只提供了不到两万元人民币。这或许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