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外来工生存状况调查（2009年曝光）

“当然不是谁都可以住进来，只有和打工族服务部十分熟悉的老志愿者，才能享受这一待遇。”阿强有点沾沾自喜。

这项待遇的获得源于与打工族服务部的一段“姻缘”。用阿强的话说，这段“姻缘”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006年，他刚从一家眼镜厂辞职，通过朋友结识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并且在此实习了三个月，开始了他与打工族服务部长期深入的交往。他发现自己很喜欢公益组织的工作性质、内容和氛围，这和压抑的公司完全不同。他甚至与服务部的一位同事筹划了一家像打工族服务部一样的劳工NGO，准备以文艺的形式做劳工维权，但终因基金申请失败而告终。

3个月的实习结束后，他想转正，专职为服务部工作，但服务部却不需要这么多专职志愿者。他至今念念不忘地絮叨，“还很想做民间公益”，而且他一直是打工族服务部的义工。

招聘企业越来越少

现在摆在阿强面前最迫切的，是重新找到一份工作。

他在2008年12月6日毅然决然地辞了职。这个工作干了一年，是在游戏机配件厂做领班，月薪1300元，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很忙，而且无聊”。

此前，30岁的阿强在家乡武汉混了四五年，来广东闯荡了六年。1997年，他从中专毕业，此后的三四年里，做过建筑小工、管道工，在搬家公司做过苦力，月工资都是七八百元。

2002年，他跟一位老乡来到广州寻梦。在之后的六年内，他换了6份工作。此次辞职之前，他似乎并未冷静地考虑自己的处境：1300元的月薪虽然不多，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出来这么多年，工资微薄，积蓄并不多，一旦失业，将面临如何生存的困境。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辞职的不明智，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逢周三和周六，他就去人才市场看一看，但仅仅是看一看，“要么，是我不适合招聘单位，要么，招聘单位不适合我”。除找工外，他就整天待在家里看书或去泡网吧。

去年12月，他找到一个鞋厂的流水线工作，做了半天就逃掉了。除此之外，一个多月他竟然一无所获。阿强感叹道，“近一个月，招聘会是一场不如一场。”开始还有二十几家招聘单位，后来就剩下几家甚至两三家，十多天前，连求职者也越来越少。

进入1月份，周三的招聘会取消了。1月13日，周六，阿强再去看，人才市场的铁栅门紧锁，门前贴着告示：1月13日～2月14日，人才市场关闭。

表面轻松的阿强，越来越感受到压力，他甚至恨自己戴了一副500度的眼睛，因为招聘者老是认为，戴眼镜的人吃不了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