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下：农民工失业调查

《财经》记者历时三个月、跨六省市采访，揭示经济增长骤然失速下农民工生存图景：

提前返乡农民工逾1000万人，失业农民工远超此数

农民工失业严重打击农民收入增长，2004年以来超过6％的收入增势逆转

新生代失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边缘，给城乡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农民工返乡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加剧农村固有人地矛盾

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城市化进程滞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构成障碍

前言

虽然还没有官方数字，但只要在成都、重庆、郑州、广州等地的火车站待上几分钟，农民工失业潮就实实在在地扑面而来。今冬，农民工大举提前返乡。

与往年“候鸟式”往返不同，这次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如果在春节之后回流城市，并没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过去近30年来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所掀起的巨大潮汐运动，第一次只有潮落而未见下一波潮涨。

中国经济增长曾几乎无限地吸纳了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现在，随着经济增长突然急剧失速，城市中的立足之地，哪怕是在边缘地带，也对许许多多农民工暂时关闭了。

经济远未见底。农民工进城的大潮逆向回流也远未结束。对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开放经济体而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意味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已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早已超越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范畴，成为关系到中国全局和经济转型的大问题，方方面面对此高度关注。

可是，对于愈演愈烈的农民工失业问题，政府部门和学界更多地只是经验描述，而缺乏准确完整的判断。全国农民工失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农民工失业后，有多少人已经返乡？有多少人仍然滞留在城市？失业的农民工就业前景如何，困难何在？农民工失业对“三农”问题有何深层影响？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提出了哪些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2008年10月后，《财经》派出多路记者，分赴珠三角、长三角等农民工流入地，以及河南、河北、重庆、四川等农民工流出地调研采访，以期拼出一幅更接近全面和完整的全球经济危机下农民工生存状态“全景图”。

与此同时，《财经》记者也访问了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及研究机构。结合基层的调研，我们初步形成如下判断：

其一，提前返乡的农民工逾1000万人。失业的农民工更远超此数。2009年上半年，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数字可能继续攀升。

其二，农民工大量失业，直接影响农民增收。目前，中国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接近40％，也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主渠道。如果农民工大批失业持续半年以上，将严重危及农民收入增长，从而抑制农村消费。

其三，失业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已届中年。他们在家庭中是经济支柱，不但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义务，还肩负着下一代人的教育责任，负担最为沉重；而这一部分人，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又较差，应着重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扶助措施。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亦占有相当比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他们无论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其四，农民工大量返乡，会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和冲突。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多属于私下交易，缺乏成型的契约和合同，农民工返乡必将加剧农村固有的人地矛盾。

其五，农民工失业，将考验中国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由于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工“二次就业”成本大增，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最后，大量农民工失业和返乡，凸显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失衡。如果二者协调发展，即使农民工失业，也不会造成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动；而农民工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也乘势将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眼下，由于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导致承载能力有限，因此户籍制度迟迟未敢对农民工开放，相应的福利制度形同虚设。农民工一旦失业，多数人只能选择返乡。

上述判断，并非惊人之论，但值得重视和深思。

中国高达2亿多的农民工，既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又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严重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中国的服务业严重滞后于制造业，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正是这些因素造成农民工就业和发展空间仄狭，此次农民工失业潮，亦是中国经济转型不彻底的必然结果。

反过来，这一庞大群体的命运，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欢，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2009年，是开放的中国“三十而立”后的第一年。与中国其他群体一样，农民工对新年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也难以遏抑重建幸福的渴望。本期《财经》以“农民工失业调查”为题刊发封面文章，期望能对改善农民工处境，促进中国重整工业化、城市化布局有所裨益。

当本期《财经》面世时，2009年农历新春即将来临。很多失业农民工已经回家，也还有很多人仍在路上，或者不得不滞留他乡。但无论如何，生活将继续，我们的祝福一如既往：路还长，希望也在——新年安好。

——编者

回去，还是留下（上）

河南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农民工流出地，返乡农民工李彦彦

2008年12月20日，在广东打工六年的李彦彦，带着已成年的儿子回到了故乡——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

李彦彦是因为失业才不得不返乡的。坐在自家新盖楼房高大堂屋一角的小椅子上，李彦彦懊悔地告诉《财经》记者：“这个工作是我自己弄丢的。”说话间，37岁的她眯起眼睛，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皱纹瞬间爬满了眼角。

太康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是典型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有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六年前，因为人均不到1亩地，无法支撑一家四口的开销，李彦彦和丈夫韩卫东与许多老乡一样，先后踏上前往广东打工的旅程。

经过一番周折，夫妇俩双双成为广东省江门市新会中集集装箱有限公司的职工。韩卫东当上叉车司机，在厂区运送集装箱原料，每个月收入4000元左右；李彦彦制作集装箱底板，月工资也有2000元。两人加起来月收入近6000元，生活步入小康。

仅用了一年时间，夫妇俩就把一儿一女接到广东上学。一家人每月花200元，租了一个单元房，有电视、空调，随时可以洗热水澡，“每天早餐都有牛奶喝。”房子虽然不大，但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在新会读书的儿女，学会了粤语和普通话。听着孩子们用当地话聊天，李彦彦常常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成了“城里人”。

但也还有一些事不时提醒着她的身份。由于没有当地户口，孩子每学期要交500元借读费，将来也不能在当地高考；虽然公司给她缴纳养老保险费，但她明白，退休后她还是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当地领取养老金。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彦彦和韩卫东滋生了对未来的担忧。夫妇俩决定，用这几年的积蓄回村盖一院新房，给自己留条后路。

2008年8月，李彦彦请假回家，打算盖好房再回去继续打工；同时，17岁的儿子再过两年就要参加高考，她给儿子办好了回乡就读的手续。

然而，李彦彦没有料到，一个月后，等她盖好新房再回到新会，一切都变了。集装箱公司突然间生意萧条，三分之一工人被辞退，三分之一放假，只有三分之一被保留。公司不再招工，她无奈只能到江门、中山等地另寻工作。新工作月薪只有七八百元，远达不到她原来的水平，她不甘心；犹豫间，机会稍纵即逝，到后来连七八百元工资的职位也找不到了。眼看春运即将到来，因为担心车票涨价，李彦彦只得匆忙退了已经交了四年的养老保险，提前返回家乡。

将来怎么办？李彦彦心中茫然。离乡六年，李彦彦和儿子已经不太适应家乡的生活。天气冷，没有暖气，在堂屋稍坐一会就冻得手脚发麻；家里的地已给亲友耕种多年，不好意思要回来，现在连一点面、一点菜都要花钱买。“我跟大伯子他们说了，春节后状况如果不好，还是找不到工作，开春我就要把地要回来自己种。”她说。

但李彦彦17岁的儿子对这个计划不以为然。他烫着当下流行的头发，衣着时髦，用广东腔的普通话告诉《财经》记者，自己将来要做商人，“绝不会再种地”。

几年没返乡，春节前，李彦彦本应自豪地给亲友邻居预备礼品和红包。可是，李彦彦没有了这样的心境。自己前途渺茫，丈夫虽然暂未被辞退，收入也不抵此前的三分之一。因为担心请假回乡会丢掉工作，丈夫不敢带女儿回家过春节。一家人将分处两地，度过一个省吃俭用的冬天。

回去，还是留下（下）

广东新会大鳌岛，农民工流入地，李彦彦家庭的另一半

1月9日下午，《财经》另一路记者，来到了千里之外、李彦彦丈夫仍然留守的广东省新会市。

此时，夫妻俩曾经供职的广东省新会中集集装箱公司（下称新会中集），正在经历着经济寒冬的煎熬。

新会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侧。新会中集在流经新会东南部西江中心的大鳌岛。从新会坐车约50分钟可到大鳌渡口，集装箱公司就在渡口对岸。这个初创于1992年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随着中国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得天独厚的位置令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1996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集团）看中了最初由大鳌镇政府投资兴办的大利集装箱厂，遂注资将其改组为新会中集，该公司成为中集集团这个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制造集团在华南地区主要的产业基地之一。

新会中集由四家企业组成，客户包括全球最知名的船公司和租箱公司，出口业务一直蒸蒸日上。目前，公司总资产超过1.5亿美元，雇佣员工6000多人。在新会，中集公司效益颇好，其“高薪”远近闻名。同时“出名”的还有当地人难以接受的辛苦。

到大鳌渡口上岸后，步行五分钟，就是新会中集的北门。厂四周高高堆着五颜六色的集装箱，隐约听到工厂铁栅栏内有机器运转。此时是下午6点左右，通常是员工下班出厂的时间，但现在人影稀疏。

路过的工人介绍说，自去年9月起，公司订单开始大量减少。起先是减工时、减工资，接下来就是放假和裁员。

在距离新会中集两公里外一个两层的老旧居民楼内，《财经》记者见到了李彦彦的丈夫韩卫东和女儿。20平方米左右的客厅里，陈设着三四样破旧而简单的家具。

韩卫东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叉车组原有16个师傅，8人一组两班倒，24小时运转。2008年10月后，厂里不再加夜班；接着五位师傅被提前放假，随后又有六人被辞退；现在只剩下包括他在内的五个人上白班。

因为没活干，他的薪水从2008年9月起直线下降。上个月才挣1100元，“跟失业没什么两样”。尽管如此，房租、生活费及女儿的学费全一分不少花，这点工资根本不够用。“早上没牛奶喝了。”他叹息道。

韩卫东显然不是一个“安分”的农民。他身材干瘦，神情里有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说话时喜欢压低下巴、压低声音，抬着眼皮定定地看人，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式。年轻时，为了摆脱“只管吃饱饭”的务农生涯，他去过新疆，开过饭馆，四处寻找机会。也曾去过东莞的一个木业厂上班，但一个月六七百元的工资“还没敢花就不见了”。

2003年，经小舅子介绍，他来到广东新会，后来逐步把全家接来，结束了到处漂泊的生涯。他对让妻子回家建房的决策很是后悔。“这次盖房把我们的积蓄全部花光了。”他说，“没想到房子刚建好，企业就不行了，老婆也找不到工作，我的工资也降得这么低。”

未来怎么办？他谋划说，如果长期不景气，工资总这么低，他最终也会离开。有可能回老家开一个袜厂。“袜子是日用品，肯定有得赚，就是缺本钱。”接受采访时，他不断向《财经》记者打听国家对农民工小额贷款的情况。

即便没有本钱，继续务农也不在他的计划之列。因为“种田只能管吃饱饭”。“吃饱饭是什么意思呢？”他自问自答，“就是地里长青菜就吃青菜，冬天没有青菜就吃咸菜，没什么事就不要想吃肉。”

“我吃咸菜吃怕了。”他说。

在新会，《财经》记者还遇到了多名被企业辞退、但仍然不愿意回乡的农民工，谈起今后的打算，一概茫然。

在2008年迈向2009年的这个冬天，李彦彦一家的遭遇，远不是单个家庭的困境，中集集团面临的也远不是单个企业的难局。曾经有无数看不见的纽带，联系着内地的农村和沿海的工厂；无数的李彦彦在远离家乡的城市，找到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毫无预兆地，那些曾经令无数农民家庭得以在农田之外改变生活的纽带，忽然之间就断裂了。

从“民工荒”到“失业潮”

截至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000万，而失业人数远高于此

严酷的现实，往往会让理论和逻辑推理相形失色。

无论是对数以万计的沿海出口企业，还是数以亿计离家谋生的农民工，抑或是政府官员或者专家学者，2008年显然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转折点。

2008年年初时，自2003年初现端倪的“民工荒”还在延续，沿海企业尚在慨叹“招工难”，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更导致用工成本攀升。意想不到的是，一场肇始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在短短几个月内，使中国延续几年的“民工荒”，转眼之间变为“失业潮”。

美国次贷危机先是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再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威胁，袭入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大批出口导向型企业订单骤减。从《财经》记者的调研结果看，最早大约自2008年8月起，企业的用工需求便开始减少；之后，沿海省份的机械制造、服装纺织、电子电器等行业陆续出现大规模裁员。部分地区企业主逃逸、欠薪事件屡有发生。

《财经》记者分别于2008年12月中旬及2009年1月上旬，两次到访被称为“世界制造业之都”的东莞。和往日相比，东莞街头的人流量明显减少。出租车空载率偏高，街头鲜见顾客盈门的店面及餐厅。晚上8点之后，非闹市区人影稀疏。

寮步镇牛山村村委会一位6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村里各类工厂均不景气，不时有小厂倒闭或歇业的消息传出。

在东莞市厚街、石碣、虎门、东坑等镇的部分村庄，出租屋收入锐减。村镇中的一些鞋厂、食品厂、纸板厂及电子厂，由于订单减少，陆续以不同形式遣散了10％至90％不等的员工。一些小厂仅留下部分骨干，以备“冬眠”中不时之需。

2008年12月31日上午，在江苏昆山，《财经》记者在人力资源市场看到，往昔人声鼎沸的场面不复存在，市场门口的六个用工信息栏，只有零星的务工者前来观看。市场公告称，自2008年12月1日起，开放时间由每周六天改为每周三天。

随着企业开工不足蔓延，沿海各地就业市场容量一再收紧。其中，除因企业倒闭或裁员而失业，也有不少工人因工资及福利待遇走低自动辞职。还有不少人被企业以提前放假等方式遣散。年关将至，相当数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得提前返乡。

2008年12月31日上午11点，在江苏省昆山市客运总站候车大厅拥挤的人流当中，20岁的农民工李敦与21岁的同乡袁乐民拖着简单的行囊，默默等候发往陕西的客车。他们来自陕西汉中市洋县龙亭镇农村，由于工资太低，一周前从台资企业昆山联育资通公司辞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活，不得不踏上返乡之旅。

“企业订单越来越少，工资降到每月800多元，连自己开销都不够，只好回家。”李敦说。

在中国第一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记者从省劳动保障厅了解到，截至2008年12月20日，河南省回流农民工已达377万，其中受经济危机影响回流人数占总数的60％。预计到2009年春节前，河南省将总计有800万农民工回流，比2007年同期的560万，增加了200多万人。

目前尚难判断，回流的农民工中，有多大的比例属失业返乡。可以确认的是，2008年12月底前回流的外出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是“春节回流”。

随着时间推移，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不断刷新。《财经》记者获得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11月底，十省市返乡农民工总计485万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务工人员的5.4％。这十个省市是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市）。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对《财经》记者透露，这一轮农民工回流的现象明显比往年要提前两三个月。往年农民工是春出冬回，2008年则从10月起就开始回流。他说，就农业部门所掌握的情况看，2008年12月底前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概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10％。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根据2008年发布的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推算，至2008年，全国共有外出农民工约1.37亿人。据此，10％接近1400万人。

由于缺乏一份完整的全国性统计，《财经》记者只能逐省采访、调查。通过对14个省、区、市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数据及媒体的公开报道的汇总整理，《财经》记者得出判断：截至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000万人。

且根据《财经》记者在各地调研所见，尚有大批农民工失业后并不返乡。由此，农民工失业人数应远高于返乡人数。

事实上，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加之农业生产资金以及技术投入增加，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已是不容忽略的事实。农业部曾经估算，农业生产率每提高1％，就将有近300万农村劳动力将涌入失业大军。

只不过，借助国际市场而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岗位，这一规模庞大的“富余”劳动力隐形于城乡之间不断地迁徙当中。此番经济突然失速，终于使他们以失业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眼前。

“活没了，钱少了”

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速超过6％的势头骤然逆转

多年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一直是中国政府“三农”政策的核心。此次农民工失业潮最直接的后果，是农民连年持续增收的势头就此逆转，农村消费和经济更加疲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这是《财经》记者多方采访后得出的又一判断。

2009年1月2日，下午上班时间，《财经》记者在长三角制造业重镇——江苏昆山市北部富士康厂区的“富士康路”上，见到很多穿着工装的年轻工人，三五成群，在无所事事地闲逛。

“今天停工了。没挣到钱，怎么回家过年呢？”面对《财经》记者的询问，江苏省昆山富士康集团员工董小静（化名）无奈地说。

19岁的董小静来自甘肃庆阳县农村，已在富士康集团成型车间工作了一年半。对于全球金融危机，她最直接的感受是月工资锐减。从2008年10月前的2300多元，降至现在的850元。

董小静是从中专毕业后直接来昆山工作的。她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上高三，一个上小学，一直靠她资助。自2008年10月后，董小静再没能给家人寄过钱。

中国农民的收入不外乎三部分：一是工资性收入，以打工为主；二是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指农民获得各种政府补贴和土地流转收益、房租、利息等。

20多年来，中国农民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长，主要靠农民外出务工收入。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4700元，其中近40％为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

《财经》记者在河南省调研得知，2007年河南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851.60元，其中33％为工资性收入。2007年该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12.2％，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量贡献了7.5个百分点。

在河南省农业大县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当地村民对《财经》记者说：“一年忙到头，扣除肥料、种子钱，一亩地只能赚几百块钱，全靠在外面打工。”从外地返乡的农民工也告诉记者，全家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靠打工。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姜长云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2004年至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已连续五年超过6％，非常难得。

然而，突如其来的经济下行，让9亿多中国农民突然跌倒在增收路上。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速超过6％的势头骤然逆转。

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8年12月对分布于全国31个省（区、市）的22000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同2008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农民务工收入大幅降低。其中，中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降低28.7％；西部地区则下降13.7％。农民收入因失业降低，并不只发生在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对东部省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江苏省，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53％。据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和江苏省劳动保障厅对江苏省10个省辖市12个县（市、区）的抽样调查推算，截至2008年11月底，江苏全省农村劳动力回流到农业的总数为33万人，其中打工回流为26万人，主要集中于苏北地区。

苏南地区“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收入也不容乐观。《财经》记者采访发现，由于苏南的纺织、电子、机械等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订单大幅减少，很多企业要么裁员，要么靠降低员工工资、放长假、缩短工时、组织培训等来降低成本。这些企业的员工实际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收入降低很多。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2年，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要增长5.8％以上。而今，全球经济衰退下的农民工失业潮，使得这个目标遥不可及。

2008年12月28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要求“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困难加剧、部分农民工返乡回流问题”。显然，中央已经认识到农民工大量失业的严重性，期望以稳定农民工就业、扶持返乡创业来增加农民收入。

但问题在于，农民务工收入还可能继续下降，2009年上半年将更为严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随着东南沿海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裁员，如果农民工失业形势短期内不能扭转，未来一两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必将降低，原本就不富裕的中国农民将遭受沉重打击。

何处“重灾区”

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中年农民工，在失业潮中受挫最为严重

收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有当零距离面对失业农民工时，才能真切感受到城乡差异对人们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从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可知，至2006年末，当年外出务工的1.3亿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绝大多数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接受高中教育者仅占8.7％；此外还有1.2％是文盲。

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同时，职业教育更为缺乏。因此，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只能进入制造业、建筑、运输、煤炭采掘、环卫、餐饮等对文化程度和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

这一切，恰恰成为此轮“失业潮”中，大量农民工无奈返乡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9年1月13日，在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财经》记者遇到了去年11月份因被辞退而返乡的席树鹏。他今年30岁，只上过初中，原是广东东莞新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焊接工。“订单少了，用不了那么多人，工厂组织了一次考试，没通过的就被裁掉。”席树鹏漠然地说。

像席树鹏这样的例子非常典型。记者调查获知，截至2008年12月17日，太康全县返乡农民工达5.3万人，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有2.4万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7万人，高中以上的仅有0.2万人。未接受过任何培训的有3.9万人，接受过培训的仅1.4万人。

在劳务输出主要地区重庆市，《财经》记者从市劳动保障局了解到，回流农民工中，95％以上只有初中以下文化，受过培训的仅占总数的4.8％左右。多数从事电子加工、服装加工、玩具制造和制鞋等加工行业。

年龄结构是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另一个角度。《财经》记者发现，在返乡农民工中，年龄在30岁至45岁者占绝大多数。河南省太康县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2月17日，全县返乡农民工已达5.3万人，其中男4.1万，女1.2万；30岁以下的1.1万人，30岁至45岁的3.3万人，45岁以上0.9万人。

重庆市黔江区劳务办数据也显示，至2008年11月，返乡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30岁以下的4.08万人，占31.6％；31岁至45岁的5.54万人，占43.7％；45岁以上的3.18万人，占24.7％。

以上统计意味着，返乡农民工中很多已年届中年。他们在家庭中是经济支柱，不但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义务，还肩负着下一代人的教育责任，负担最为沉重。一旦中断了外出务工收入来源，相当一部分家庭要入不敷出，甚至陷入贫困。

综合所有的调查，可以得出结论：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中年农民工，是失业潮的“重灾区”。

相较于中年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另一番景象。

2009年1月11日，《财经》记者来到重庆南纪门劳务市场。很多农民工刚下火车，便背着大包小包直奔此地找工作。劳务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春节前夕是劳务市场的淡季，今年求职场面却异常火爆。其中，返乡农民工参加招聘的约超过两成，求职人数约比去年同期人数超过三成。

记者了解到，青壮年农民工对工作的需求最为迫切，相当一部分人失业后并不返乡。

实际上，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更新换代”，农民工中坚力量中“70后”“80后”占据了不可忽视的比重。面对突如其来的失业，这一群体鲜有“归田”，多数选择继续留在城市。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的特点是基本没有务农经历，甚至缺乏基本的农业常识，多数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但并未能完全融入城市。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表示，当政府习惯性地以为农民工失业后必然选择返乡时，逐渐成长为农民工中坚力量的新生一代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

他还指出，失业后的农民工在不愿意返乡的情况下，以打零工、投靠老乡、花积累等方式为生，短时间内问题不会显现。一旦潦倒困顿，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但现实离城市生活越来越远，不满情绪随着观念的变化而滋生，经济问题就会转化为社会问题。

农地争端暗流

中国2005年后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增加了农地的吸引力。而今农民失业返乡，势必加剧人地矛盾

作为9亿农民中的精英群体，农民工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失业，将对整个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产生始料未及的影响。

目前，这一影响的深度、广度正在显现。但各级政府应对之策尚不明朗，更加剧了农民工失业作为新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在诸多影响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失业可能加剧农地冲突。

中国现有9.5亿农村户籍人口，除了中小学生和老人，还有5.31亿劳动年龄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两大部分。

就农民工而言，目前共有2.1亿（广义农民工），其中包括离土不离乡的0.8亿乡镇企业职工，还有1.3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狭义农民工）。真正从事农业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产业）的劳动力，约为3.2亿。

据农业部估计，上述3.2亿农业劳动力中，目前仍然还有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转入非农产业。在这样的情势下，如果已经转出农业的农民工大量失业，其中一部分返回家乡，将加剧农村本就紧张的就业压力和农地冲突。

由于农地集体所有制存在先天缺陷，以及农民普遍的“均田”冲动，中国农村本来就存在着大量农地纠纷。据农业部统计，2006年全国（除了西藏）共发生农地承包纠纷20.4万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承包合同纠纷；二是农地承包权确权纠纷和侵权纠纷。

据农业部统计，中国现有2.27亿农户承包农地，户均承包经营耕地只有5.36亩。2006年，全国（除了西藏）农地流转面积为5551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4.57％。其中，四分之三的耕地以转包或出租方式流转。

上述土地流转中，除了东部沿海省份，大多数农地流转的直接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后把耕地交给别人耕种。1998年至2004年，中国农村税费负担沉重，农民种地不赚钱甚至赔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民就把土地撂荒或交回集体，自己外出务工。正是这六七年间，中国农民工总量大幅增加。

1998年至2004年，农民工外出时并未把农地承包权放在心上。但是，2005年后，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增加各项农业补贴，增加了农地的吸引力。在外出务工形势向好的年份，农民工索要承包地尚不普遍；而今农民失业返乡，农地纠纷势必增多。

据重庆市黔江区农业局和劳务办2008年11月所进行的联合调查，目前黔江区已回流到乡的农民工约为3.57万名，其中有8.23％的人表示，因为自己的承包地已经流转，无法从事农业生产。

《财经》记者在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发现，农民工返乡后，农地纠纷已经潜伏。在后席村，村民们经常为土地发生冲突，一些返乡的农民工正在尝试要回自己的承包地。

村民韩国强一家四口人，目前只有两亩多地。地不够种，他们便租用了外出打工者的六亩多耕地，几年来每年都要给别人1000多斤麦子。如今，尽管地的主人没有回来，但每当看到别的返乡人纷纷索要承包地，他就担心发愁。

那些长期在外务工的农民返乡后也会发现，当初自己外出时主动把耕地交给集体，现在再想要回来，困难重重。因为这些耕地早已被集体另租他人，或者重新承包给其他农户，要拿回自己的承包地，短期内很难。

《财经》记者在重庆开县采访时，结识温泉镇县坝村吴成一家，共四口人，目前只有丈夫0.7亩地，常年靠承包别人的耕地谋生。现在，一家人正面临失去所租耕地的危险。

“村里不少人翻山越岭到别的村租地种，现在‘地主’回来了，没法再种下去，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吴成很是迷惘。

在重庆，很多农民工原本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才外出打工的。民盟重庆市委调研室和綦江县政协曾联合组成调查组，就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对中东西部的10个省市、20多个区县的16268位农民工和家属，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调研，发现有91.8％的农民工无社会养老保险；在被调查的农村家庭中，有21％的被调查户家中有两人以上没有承包地。

发起调研的綦江县政协原副主席冯秀乾告诉《财经》记者，尽管该调查已于去年结束，但是揭示出来的问题目前依然存在。“在社会保障普遍缺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土地，农民工在失业后将面临巨大的生存风险；如果家里有两个人没有承包地，将很难依靠土地来养活全家。”

在开县采访的三天里，《财经》记者还曾遇到两起群体性堵路事件。开县移民局官员称，以前这些移民在外打工，现在回来了，在工种岗位和土地同样缺乏的情况下，冲突就增多了，间接导致很多原有的移民问题扩大化。

在开县和谦镇，镇里的干部忙得不可开交。作为开县产煤大镇，农民和煤矿的纠纷一直存在。和谦镇人口2.8万，1万多青壮年外出务工后，争斗少了下来。而现在，外出农民工又回来了，镇里的领导开始担心争斗升级。为了防范和化解纠纷，镇上已经开始派驻干部驻村蹲点。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对《财经》记者指出：“农民工大量返乡后，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转给他人，而流转合同尚未到期，并且地上还种着庄稼，就很容易引起纠纷，这对农村社会稳定相当不利。”

“短腿”职业培训

面对扑面而来的压力，各级政府在对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高达2.1亿的农民工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近六分之一。这个群体的大规模失业和返乡，已不再是局部地区、个别群体的问题，已成为整个国家的重大经济社会事件。

但是，各级政府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的调研报告称，农民工返乡后立即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无地可种；二是就业机会少；三是缺乏技术。农民工可能与大中专毕业生、新增城乡劳动力争抢岗位，这在流出地更加突出。

说到底，农民工是一个顽强的、自生自灭的群体。对流入地政府而言，他们是廉价劳动力，至于其子女上学、社会保险、各种福利，则不愿承担；对流出地政府而言，农民工可以提高当地农民收入的指标，但对其就业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创业扶持等则很少考虑。

面对扑面而来的压力，《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流出地政府正在启动对农民工的培训。中央政府2009年也将加大对农民转移就业培训的力度，同时在农村加大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期望解决农民工就业技能差的问题。

但是，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质量令人失望。受制于中国的行政体制，目前对农民工的培训投入，在中央层面分散在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培训的内容大同小异，且由于“官办官营”，质量和效率很难衡量。

《财经》记者在河南基层农村采访时发现，很多农民根本不知道中央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政策，也不知道可以从何处获得这些培训，更谈不上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

倒是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成都市，探索给农民工与失业大学毕业生发放就业培训券，不失为积极的尝试。问题是，在非省会城市、中西部偏僻农村生活的农民工更需要培训，却难以获得。

在河南、重庆等地，更多的返乡农民工赋闲在家，无所事事。2009年1月8日，《财经》记者在重庆开县温泉镇县坝村采访时，遇到的三名“80后”和“90后”农民工，他们都在家睡觉。而在河南省邓州市农村，很多提前返乡的农民工也基本上无事可做。

尽管开县政府也强调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但开县的职业培训学校，师生比例严重不匹配，部分教师负担过重，很多培训难以保障质量。在170名专业教师中，拥有工科技能证书的只有64人，占比仅24.7％。更大的问题则是，课程雷同，计算机专业很多，而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机械、电子类专业少，且因为缺乏设备和实习条件，培养的学生操作能力不强。

开县劳务产业办公室主任刘沛明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开县已经开始调整职业培训专业和加强师资配备。2009年，开县的重点培训专业将是车工、焊工等目前市场急需的工种。

来自开县政府内部的一份材料称：“虽然出台了系列政策和措施，但农民工回流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气的。”

一个基本问题是回流农民工的具体数据。这份材料抱怨说：“目前收集到的数据是明显不切合实际的。劳务办掌握的是一个数据，调查队掌握的是另外一个数据，乡镇上报的是一个数据，接受媒体采访时又是一个数据。我们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数据是准确的……”

相对准确的数据有助于政府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但是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显然不能完全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此次农民工失业，基本无法从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反映出来。记者在开县采访时，当地官员提出，应尽快完善现行的调查失业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失业登记。

城市化滞后之痛

造成这次农民工失业和返乡的本质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外部的影响，一是城镇化滞后

多年来，农民工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可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与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2008年《中国农村经济分析与预测》一书所载的数据，2003年外来农民工创造的GDP分别相当于当时北京GDP总量的32％，相当于上海的31％，江苏的11％，浙江的17％。在这些发达省（市），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占其社会财富的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同时，大量农民工进城，形成巨大的消费群体，繁荣了城市的商业、旅游业、房地产行业，也增加了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房租、物业等财产性收入。

每年春节前后，为数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在城乡之间往返迁徙，已经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景观。如今，“失业潮”不期而至，一些潜在的矛盾和困惑终于浮出水面。由于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缺陷，无论给流入地还是流出地，都会造成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凸显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成熟性。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对《财经》记者说：“总体而言，造成这次农民工失业和返乡的本质问题，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外部的影响；二是城镇化滞后，无法解决户籍制度后面的教育、卫生、社会福利、救济等问题。”

这个观点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印证。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工业化推进，中国城市化率已经提高至4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城市化率的提高所对应的，并非农村人口的减少。

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字则显示，中国的农村户籍人口仍高达9.5亿人。若按照目前城市化的比率推算，这一数字本应只有7.3亿人。

矛盾并非存在于数字本身。数字之所以出现缺口，是因为凡是一年中在城市生活超过六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在官方统计中已被纳入城市人口的范畴。可是，他们又并不曾拥有一纸城市户口，也难以享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因而在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仍然是“农村人”。

在识者看来，城市化的标志绝不是简单的城市建设和人口规模的扩张。只有当这些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真正成为就业稳定、生活体面的城市居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事实才真正改变。惟其如此，方可有效缓解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的局面，同时，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才能进一步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尚有太多制度藩篱需要逐一拆除。

2008年12月16日上午11时，《财经》记者来到东莞市社保局石碣镇分局。在那里，外来工前来申请“退保”的队伍延伸成100多米的长龙。

这其实是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前必然上演的一幕，只不过，由于和失业潮叠加，退保人潮格外汹涌，以致于当地警方需要分批出动以维持秩序。

所谓“退保”，主要是指农民工退办企业代为办理的养老保险手续，将其中个人可以带走的一部分保费取回。这对于个人和企业，都是一笔损失。

在江门办理退保的河南太康县农民李彦彦告诉记者，她并非不愿意在城市退休养老，而是她知道，没有户口，将来并不能在当地办退休。现在她要离开了，不退保，什么都得不到。

“如果换了工作，以前办的保险也接不上。”她无奈地说。

由于和“城里人”的身份差异，无论在教育、还是医疗，甚至未来的就业机会而言，李彦彦们都无法在城市找到一份归属感。也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城市仅仅是养家糊口的劳动场所而已。

事实上，虽然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已逐步放开，但渐进式改革的思维惯性，令决策者在收与放之间始终顾虑重重。从历年文件的措辞可见，无论是1983年之前对农村劳动力的“控制流动”，还是1984年至1988年“允许流动”，抑或是1989年至1991年的“控制盲目流动”，直到1992年至2002年的“规范流动”，行政化的控制色彩一直挥之不去。

从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陆续推出以取消歧视为核心的若干政策，以此进一步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但是，和城市化的实际需要相比，实践层面的进展显然远远不足。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无论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还是社区管理上，各地城市建设的思路亦未真正设身处地考虑农民工的迫切需求，相应的财政投入十分有限。

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城市设施无法负荷农民工大量涌入担忧，保持农民工“双向流动”状态成为主动的政策选择，制度层面的彻底改革一再延后。

此外，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制度结构，也使得在参与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农民极为有限的利益大打折扣。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认为，国家应该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体系，让他们享有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障等福利制度。针对当前特殊的形势，国家在保障城镇低收入群体利益之时，也应考虑到留城的农民工。

张红宇则提出，政策层面要提供新的思路。一方面要继续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实现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要在真正意义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他建议，沿海发达地区可先行一步，让农民进城以后可以“留得下来”。大城市如果缺乏条件，可以先在中等城市逐步放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要实现城镇化，必须要正确认识农民工问题，“要稳定这些长期在城市就业、定居的农民”，要考虑他们未来的就业增长空间，为此需要制定专门的政策，进行专门的投入。

经济学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更是建议，应开发并发展农民工就业新市场。

实践证明，那些吸纳的外来劳动力较多的城市和地区，经济竞争力必然较强，发展必然更快。对农民工进入设置过高门槛，最终牺牲的只会是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

“我们不能想象，‘4万亿’的财政投入只用来支持铁路、大的基础设施和工程，却不用来支持农民工这个很有创造性的群体，就能够真正完成刺激消费，稳定就业的任务。”李铁说。

2009年1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距离2009年春节只有短短十天了。

这天，在江苏昆山富士康工厂，来自甘肃庆阳县的女工董小静还在上班。班组内四成左右的工人辞工返乡，留下的她反而活多了，上班时间由每天八个小时增加到12个小时。

加班虽然很辛苦，但这是董小静所渴望的，她正好可以多挣一些钱。“只要能多挣钱，我就不回家过节。”她对《财经》记者说。

眼下，她忧愁的是，春节后，如果工厂的订单不增加，工资会重新降回去，她仍然有失业的危险。“谁知道春节后会怎么样？”19岁的董小静心中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