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生存现象：又是一张思乡的票
蒋黎军今天又将挤上开往浙江嘉兴的火车，返厂上班。与一年前初次去相比，依然是一张站票，近2000公里的路程，心里的想法却已变得十分单一：何时凑足回家开养殖场所需的三四万元？ 在家务农不划算 家住湖南省永州市黄田铺镇涧山村的蒋黎军，今年只有19岁。2007年12月，他弃学来到浙江打工，进入一家名为“台华高新”的染整厂，月工资一千七八百元、吃住只需两三百元。这曾让蒋黎军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然而，不期而至的经济寒流把工厂拖入了困境，从2008年6月起，月工资骤降至一千二三百元，还经常被迫“轮休”。许多的梦想顿时被拉远，无奈的蒋黎军，过年前两个月就请假回了家。 蒋黎军并非特例。据湖南省劳动部门统计，去年上半年，湘籍农民工返乡人数即已达近百万，约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该省预计，全年将有超过280万农民工回流。返乡、创业、保就业，成为官员们口头越来越频繁的用词。 地处中部的湖南是个农业大省，全省6700多万人口，有4200万以上是农民。湖南又是个经济欠发达省份，至2008年，虽然可望首次迈入“GDP万亿俱乐部”，但占全省人口63%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512元，“顶多了到嘴巴(永州方言，意指“刚够填饱肚子”)。”蒋黎军说。 说起在家务农的不划算，永州市石期市镇大启村44岁的陈金花更有体会。陈金花家有三个女儿。6年前，一家五口守着15亩责任田，种了水稻种蔬菜，年头忙到年尾，但年末一算账，依然口袋空空，几乎没什么余钱剩米。 2003年，先是陈金花的大女儿跟着村里人到了浙江诸暨直埠镇打工。两年内，全家先后进了同一家制鞋厂。这家只有二三十个工人的小厂，主要生产中低档布面胶鞋，受经济波动影响不大。即使在去年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般工人的年收入也能稳定在1.8万～2.5万元，除去每年约5000元的生活费，净存款能有约1.5万元，陈金花全家一共就有约7.5万元，“跟在老家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事实上，湖南的农村劳动力超过3200万，富余劳动力约2120万。由于区位劣势和资源欠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巨大。在此情况下，鼓励和引导本省农民转移就业尤其是跨省就业，向来是当地政府的重要工作。这一方面有力化解了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农民增收提供了途径。 湖南省官方统计显示，目前当地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约占四成，而工资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打工。据湖南省省长周强上月在2009年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该省2008年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8万人，其中跨省就业占80％；共实现劳务收入95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收入1308.6亿元的七成多。
外出打工能赚钱，但有太多或许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却怎么也赚不来。 陈金花的母亲几年前去世，陈金花过去两年都因加班没能回家祭奠母亲，因此今年特别希望能在春节前回家。但年后才好不容易买到火车票。1月29日，农历正月初四，陈金花和丈夫、大女儿终于到家。推开紧锁了两年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井里枯黄的荒草和木窗上满布的蛛网。陈金花心里一酸，眼泪就上来了。 经历了工资骤降的蒋黎军，也对自己短短的打工生活产生了怀疑。之前跟他同在浙江打工的，还有同班同学唐元梅。她在嘉善的一家纺织厂做了两年。去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一来，工厂说倒就倒了，没有其他工作可找，唐元梅便在10月份就回了家，跟人合伙在市区开了一家童装店。蒋黎军想：要是自己上班的厂也倒了，该去哪儿？ 湖南省劳动部门去年下半年发布的调查显示，有五大原因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包括：国家支农政策增强了农民工回乡种粮的积极性；沿海产业转移带动农民工回乡就业；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冲击，用工需求下降；农民工自身原因，如文化素质过低、生活不便或思亲心理等。 可见，金融危机并非农民工返乡的唯一原因。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人员介绍，该省农民工从外出到回流的真正拐点，出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后的2004年，并呈逐年递增趋势。金融危机只是充当了农民工返乡的“加速器”。 无论蒋黎军、陈金花，还是其他外出打工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如果家乡有就业机会，自己不会千里迢迢去到异乡。其实这也是地方政府的愿望。像湖南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何尝不希望本地经济能更繁荣，就业机会更多，进而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包括财政收入。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劳动力在原籍安居乐业，无疑也是更理想的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