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打工村的生态群像：留守儿童达8万名

■ 核心提示

在劳务输出大省河南，县级市邓州，又是一个务工人员输出重地。该市130多万人口，常年在外务工者超出40万人。春节前，邓州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5万以上。

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河南50多年来最严重的冬旱期。这些身兼农民与工人的劳动者，心境也与以往有些不同。

没人知道他们将在新的一年面临什么。他们拥有的，是自己年轻的身体，和未知的希望。

据统计，在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新京报》派出多路记者采访，今日起推出“关注失业农民工”专题报道，剖析农民工流出地的小村庄，寻找农业工创业的样本，体验重新找工作的艰辛。

■ 前言

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来，影响的不止是写字楼里的白领，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根据统计，在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

失业后的农民工该怎么办？是甩起膀子自己创业，还是继续到城市寻找一个饭碗？农民工失业对中国社会有何深层影响？又该如何去迎接这些挑战？

《新京报》派出多路记者，剖析农民工流出地的小村庄，寻找农民工创业的样本，体验重新找工作的艰辛，展现这些不容忽视的现实图景，期许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南河池村便是邓州一个最普通的村子。

从立冬到立春，近90天，这里几乎没下过一滴水。

50年一遇的旱灾让孙亮的爷爷忧心忡忡。早晨起床，他总是远望村外无边的麦田，“这可咋办呢？”

南河池村位于河南省邓州市辖区的西北角，这里没有机井，绝大多数农田只能靠天收。

孙亮对此却无所谓，“旱就旱吧，反正小麦也不值几个钱。”

让孙亮发愁的是，过年后，在南方那个已经不再拥挤的小镇，自己能不能重新找个饭碗。

600多人口的村庄，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超过150人，孙亮是其中之一。他21岁，最喜欢的，不是这个一到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的村庄，而是他打工的广东惠州，那里有拥挤的夜市，来自五湖四海的哥们儿，热闹。

早在去年11月，孙亮就回村子了。他打工的鞋厂宣布倒闭后，这名年轻的针车工滞留半月，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回家后，孙亮发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渗进了村子里。打工的年轻人有不少失业的，没失业的也抱怨工资降了。

年三十女方来“看家儿”

到年底，孙亮的婚事才有了眉目，双方都认为不能让婚期耽误打工

16岁那年，孙亮从初二辍学，下南方去了。

“一看书就头疼”是他辍学的理由，这样的理由在乡下孩子中颇为常见。

父母倒也不在乎这个。父亲考虑到大学生都很难找工作，即使让他勉强读下去，怕也没有啥好的收场。母亲则想得更远，“到南方尽量领个老婆回来呀。”

孙亮对母亲这种想法有些不屑，“人家的闺女又不是在野地里长大的，咱咋能说领就领？”

他还是主张走明媒正娶的路子。不过，孙亮也不否认自己面对厂里女孩时的自卑和拘谨。

“不愿意跟她们多说话，有时候也不敢。”在孙亮的眼中，那些女孩们经常换手机、买新衣服，手里拎着大包的零食。

“太花钱了，咱养不起呀。”年前回到村里后，孙亮家里就动员亲戚邻居给他说媒。

在邓州的农村，男孩子想结婚，至少要有一院气派的平房，若是不欠任何外债盖的，就更好了。

这样的平房，孙亮家有两座，加起来也有十来间。

到年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他的婚事才有了眉目，对方是他小学四年级的一个同学，邻村的。

大年三十，女孩在多名女性亲属的陪伴下，到孙亮家来“看家儿”了。在豫西南，“看家儿”一般都是走走过场，在女方同意的前提下，陪同的亲戚提供点建设性意见。

果然，“看家儿”顺利通过。不过，家长怕夜长梦多，大家商定过完年看个日子，尽快把婚事办了。

现在，连不识字的老村民都知道了“金融危机”一词，孙亮和女孩都认为不能让婚期耽搁求职的良机。

在两年前，随便哪个时节去南方，都有厂子可以进。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切都变了。不少工厂门口，都站着等待招工的年轻人。而厂子内，也是月月减薪。

从去年种麦时开始，村子就不断有孙亮这样的年轻人从南方回来，比往常早了好几个月。村民们慢慢知道，电视中遥远的“金融危机”，使不少厂子倒闭，打工的人失业了，只能提前回家。

女孩跟孙亮约定，结婚后，要么她跟他南下广东，要么他跟她北上青岛，总之，不呆在村里。

打工者回家后的“闪婚”

村民不介意为了一座平房，或一场婚事，耗尽十几年的积蓄，“大不了种地，饿不死的”

孙亮的经历，按照在大城市里的说法，就叫做“闪婚”———相亲快、定亲快、结婚快。

不过，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婚事，孙亮并不是“闪”得最快的。

同村比他大几岁的一个小伙子，在3年前，也是年底，从相亲到办婚宴，只用了3天时间。

外出打工的姑娘小伙，一年都只能在过年时回来一次，相亲，则是年龄越小越有优势。一旦过了25岁，姑娘难找像样的小伙，而一个超过30岁的光棍汉，在方圆只能找那些丧偶或精神有问题的中年妇女做老婆。

家长催婚的另一个动机，是怕男孩在外被远方的女孩把辛苦钱骗光了，或者，女孩跟外地的男孩走了，远天远地，家里岂不白养她一场？

尽管打工的生活很苦，又有经济危机挡道，但村民们的钱包越来越鼓，却也是实情。不少人一边叫穷，一边盖起成片的新房。在南河池村，发愁没有宅基地盖房的人，要超过发愁没有钱盖房的人。

他们不介意为了一座平房，或一场婚事，耗尽十几年的积蓄。“大不了种地，饿不死的。”

仅靠种地还不行

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有13亩地，一年辛苦下来，最多可以收入6500元

当然，在这个村子，土里刨食的农民，要想解决年轻人的终身大事和生计问题，仅靠土地还是不够的。

南河池村建立于何时，没有碑文和家谱可以考证。老人们说，他们的先人从明朝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搬迁而来。

这里的人世代务农，直到解放后，才慢慢有人走出去，成为“吃国家饭的人”。改革开放近30年来，这个600多人的村子，出了十来名大学生。

这些走出去的人，都没能给村子带来什么改变。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也使村民们放弃对读书的敬畏，不少孩子像孙亮一样，初中没毕业，就加入了打工的大军。

不能不打工。想娶媳妇就得有房子，钢筋水泥和建筑队工钱年年涨，一处7间房子的小院，至少要10万块钱。

在南河池村，像孙亮这样的五口之家，大约可以分到13亩地。肥料在涨价，种子在涨价，柴油在涨价，而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辣椒的价格，却年年跌，从七八块钱一斤跌到去年年底的两块多。

这13亩地辛苦一年下来，加上政府补贴，一亩地最多可以收500元，总共是6500元。不说人情门户和小病小灾的开支，单指望种这13亩地，也要14年才能凑够盖房子的钱，更何况还要吃饭糊口呢。

每一个家庭和年轻人都在为生活打拼。

孙亮除了一个姐姐，还有个弟弟。弟弟跟他一起在惠州打工，每个月工资发放后，弟弟都必须把大部分钱交给哥哥，由哥哥寄回老家。

三个月前金融危机影响尚不明显时，他们俩每个月分别都能拿到1600元左右的工资，再各寄回家里1000元。

“家里不花他一分钱，都攒着给他盖房子呢，他能有啥意见？”孙亮也不怎么花钱，最多去夜市里打打两块钱一场的台球。

厂里有工友喜欢吃喝玩乐，是“月光族”。孙亮不羡慕他们，他认为，人跟人是没办法比的。

在村里，孙亮两兄弟是众多打工者的好榜样。事实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称，他们并没有从打工的子女那里获得什么收益。

并不是每一个打工者都那么顺利安稳。

同村的孙芳，在过去的两年里换了5个工厂，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不适应工作。

“我脾气倔，主管拉长等当官儿的喜欢骂人，别人忍忍算了，我不忍，跟他们对骂。”她当年离家时，是母亲给的路费。两年后返乡，身上不足一千块钱。

还有人喜欢花钱。孙辉前年在广州白云区一家鞋厂打工，月收入1800元。他喜欢喝酒，又喜欢跟工友打牌，还经常买六合彩。

村民们发现，跟十几年前出去打工的人比，现在出去打工的小孩子，越来越容易沉迷于物质享受。他们寄回家的钱，比年长者越来越少。